一、引言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中国在2020年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标志着中国环境治理进入减污与降碳协同推进的新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围绕减污降碳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传导链条，各级政府纷纷制定相应政策予以响应。在强制性制度压力下，生发出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各地区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路径与多元化实践样态。这一“统一目标”与“实践差异化”并存的治理图景，其重要性已在国家最新的顶层设计中得到印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既明确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又突出强调要“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 传统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统一的制度压力会产生组织行为的趋同。组织为获取合法性，会采取模仿、遵循或适应主流制度规范的行为，产生“制度同构”现象[1]，特别是在典型的压力型体制下，中央环境政策与目标通常以指令、标准和考核等形式向地方传导，形成不容忽视的强制性同构压力。但是，环境治理实践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异质性和多样性：面对相同的减污降碳制度目标，地方政府展现出丰富多样的政策工具组合与执行路径，既有强调行政命令与规制的管制驱动型路径，也有注重市场激励与社会参与的自愿协同型路径，更有各种混合型政策工具组合的治理模式。 制度压力与地方差异化实践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环境治理理论中关于地方行动者能动性的核心悖论。在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下，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必须回应和适应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发展的主导者，地方政府又必须考虑本地特有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多维度情境因素，对政策进行创造性解释与适应性执行[2]。这种双重身份赋予地方政府复杂角色，其既是制度承接者，又是政策转译者和创造者。 城市群作为由多个空间相邻、功能关联的城市组成的区域集合体，具有整体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特征[3-4]，是洞察和分析制度压力下地方响应的理想样本。就理论层面而言，城市群的成员城市由于其地理毗邻性和功能关联性，面临着高度相似的制度环境、环境治理挑战和发展条件[5]。按照制度同构理论的预测，它们应采取相似的治理模式和政策工具组合，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本研究基于上述治理样态提出以下核心问题：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制度压力下，城市群内部为何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路径?这些差异化路径是如何通过地方政府对制度逻辑的转译过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转译路径如何通过特定的政策工具组态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实际成效?为探究和回应以上核心问题，本研究选择中国山东半岛城市群作为研究案例。作为中国首个以整个省域为范围的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包含16个地级市，既面临着能源消费大省和碳排放大省的严峻减污降碳压力，又呈现出内部各城市显著的治理路径差异，为探究制度逻辑转译与环境治理路径差异化提供了理想的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识别城市群内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差异化路径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转译机制，有望为中国城市群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和举措。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核心理论整合 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已成为核心命题之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协同耦合的阶段，国内外学者围绕环境污染政策工具组合与治理路径、制度转译与演化逻辑以及跨区域协同机制等问题展开多维度探讨，形成了初步的研究范式和图景。在环境污染政策工具组合与治理路径方面，孙钰、宋雪瑶、马建辉等学者运用fsQCA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进行组态分析，提炼出三大地区共10条能够显著提升环境规制效率的减污降碳政策工具组合[6]；李冬琴则基于问卷调查与多元回归，发现市场型与命令型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及绩效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7]；任志涛、郭美、袁政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政策工具组合与政策价值之间的双向联动关系，尝试对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组合进行系统的价值建构[8]。在制度转译与演化逻辑方面，Waldorff以丹麦“医疗保健中心”(health care centre)为代表的国家改革为例，以“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为分析基础，对这一改革因初期概念不明确而在地方政府层面演化或创新为不同组织形式的原因与机制[9]进行了探讨。在跨区域协同机制研究中，杨妍和孙涛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困境，提出以完善法制体系、建立合作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有效合作机制策略[10]；周全和叶必丰提出，在环境治理中须以行政一体化破解碎片化，通过权责整合与协同实现整体性保护[11]；锁利铭和李雪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将地方政府的合作视为交易成本与契约风险下的理性选择，并以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为例探讨了合作网络对区域治理变革的启示[12]；陈润羊则进一步提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体系是一个由起因、主体、动力、行动与结果构成的循环系统，其运转依赖于组织机制、动力机制、反馈机制与交互作用机制的有机联结，二者在协同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嵌套，共同推动区域环境治理的持续优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