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形象表达。①其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展现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变迁等，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②一方面，民族文化承载着特定民族灵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③；另一方面，民族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④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媒体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同时，受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强烈冲击，部分民族文化形态传承和发展陷入危机，其赖以生存的传统实践场域逐渐消解。因此，民族文化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推进艺术重构与智能转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作用。 一、数智时代民族文化当代发展的困境 民族文化在当代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文化的碰撞、吸收和融合，才能实现创新性发展，同时注重与现代社会融合，注重吸收现代社会有利因素，使自身变得更加多元。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民族文化以现代化创造性的发展求其生存，“既有新鲜感又具传统性的新容新颜才能是民族文化发展传承的基本原则”⑤。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和科技的融入，有助于民族文化打破固有的文化思维，在文化艺术表现力与观赏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民族文化才能够永续传承下去。⑥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民族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由社会转型、技术革命与文化全球化交织而成的复杂挑战，构成了一个由内而外、从本体到语境的系统性困境。 (一)内生性困境：传承机制脆弱与主体性消解 民族文化源于劳动人民的历史实践和日常生产生活，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将生产生活经验、情感信仰进行艺术化与仪式化的升华。⑦一方面，民族文化最突出的属性是民族性和地域性，通常在节庆、祭祀、婚礼等场合表演，承载着集体的记忆与情感；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发挥着娱乐民众、教化社群、凝聚认同的重要功能，是人民生活情感表达与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⑧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多元娱乐方式、自媒体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文化自信不断缺失，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正在被压缩，其信仰、当代价值与当代青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之间出现脱节。⑨ 首先，民族文化传承主体的代际断层与技艺消逝。许多精深的文化技艺(如特定唱法、复杂工艺、仪式知识)依赖“口传心授”，其掌握者年事已高，而年轻一代因互联网技术发展、教育路径、职业选择与兴趣导向的多元化，传统技艺系统学习与传承的意愿显著降低，出现传承主体断层及技艺消失的风险。如部分起源于图腾崇拜和祭祀仪式的民族文化形态，仍保留着较强的宗教色彩与特定仪式性，这与当代青年人普遍的生活经验和娱乐偏好存在一定距离。伴随着人口数量减少，“部分仪式性较强的文化形态面临传承危机”⑩。其次，民族文化实践场域的萎缩与异化。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特定历史情境与情感表达方式，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领会其魅力，而目前民族文化实践场域开始缩减。同时，当下很多青年人更倾向于直观、快节奏、强刺激的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产品，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与接触意愿相对较低。(11)最后，民族文化践行者的话语权弱化，文化自信不断缺失。受现代文化消费环境和跨国文化的影响，青年一代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参与度有所减弱，甚至否定传统文化；文化原生社区的主体性意见常被边缘化，导致某些文化形态保护与发展偏离其内在逻辑。 (二)外部性困境：审美隔阂与传播效能不足 随着现代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大众的文化消费偏好趋向于新颖性、互动性、沉浸感与个性化。在对外传播与民族文化认同层面，民族文化面临着现代性审美与传播格局变迁带来的冲击。(1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虽然民族文化自身也在寻求调整，但其固有的形式框架与表达语汇，导致部分传统文化形态难以迅速适应现代审美的迭代。 其一，新时代民族文化审美语境的转换不畅。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历史性以及象征性特征，突出各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审美观念上强调民族的传统性，强调民族风格与集体记忆的延续。换言之，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出于生活的需要在无意识中遵循着的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深受地理环境、生产劳作、生活习俗的影响，形成了“歌、舞、乐、艺”一体化的综合表达传统。其二，民族文化传播媒介转换与叙事创新的能力不足。不少民族文化形式在表现上注重对传统劳作、自然模仿或仪式动作的程式化传承，其节奏、构图与叙事方式可能与当代艺术推崇的个性化表达、抽象情感流露及自由结构存在审美隔阂。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民族文化的内容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传播优势。简单的“搬运”式数字化，未能解决“看懂”与“共情”的核心问题。(13)互联网衍生的新媒体技术催生的艺术表现手法(如数字交互、虚拟沉浸、多媒体合成等)极大地拓展了审美体验的维度，而许多民族文化形态仍主要依赖于身体、手工或口传等传统媒介，在视觉冲击力、体验沉浸感与传播便捷性上难以满足被现代科技重塑的受众期待。 (三)结构性困境：全球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失衡 中华民族文化多源于农耕文明，与传统社会结构以及伦理关系紧密相连，其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受全球化的影响，超越地域界限的“世界性”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趋势，但在全球民族文化对话层面，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不平等的国际文化权力结构的制约。 其一，民族文化面临“他者化”与“符号化”的解读困境。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与世界文化体系进行交流融合，通过创造性转化塑造具有普遍共鸣力的文化形象。(14)在早期实践中，我国民族文化因其内在的独特符号体系与语境依赖性，在与被西方话语主导的“世界文化”体系对接时，常面临理解障碍与接受壁垒。例如，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视角往往将芭蕾、现代舞、流行音乐等视为具有“普适性”的“世界艺术”，而将带有浓厚中国地域特色与哲学内涵的民族文化形态视为“地方性知识”，难以将其纳入主流话语体系进行平等对话。(15)其二，民族文化传播面临创新成果的“文化贴现”。尽管很多民族文化已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国际传播中也可能因其文化源头而非艺术本身的价值被低估，或在跨文化适配中损失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与其艺术质量相匹配的文化影响力与市场回报。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及世界对中华民族的刻板印象，民族文化“走出去”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解释成本，且易陷入迎合外部想象的陷阱。这种话语权力的不对称，导致我国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难以获得有效的国际阐释与广泛认同。(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