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是极其复杂和高度开放的系统工程。迈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环境和条件更加复杂。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GDP导向的“增长主义”“发展型”改革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负外部性集中显现。单兵突进、单域突破的改革方法难以持续，也不符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对照多维多域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破解多重条件约束下多目标改革协同困境，亟需由增量式、局部型、渐进化改革向存量、多域、全面纵深推进，进一步优化改革方法、改革路径和改革布局。新时代以来，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系统形成了深化改革“重点”与“全面”统筹推进和有机结合的新思路、新方法，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1]是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同新质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战略举措。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新实践、引领新变革、开创新局面，展现出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2]复杂外部环境和多重条件约束下，实现全面多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牵引改革”牵动“全面协同改革”，为全面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撑。改革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加注重改革方法创新。经济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基础和重点，中国式现代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纵深改革为重点和主轴，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改革。把握各领域有机联系和各环节衔接关联，牵引非经济领域体制协同改革，持续推进经济与非经济全域全面深化改革。 二、牵引式协同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内涵特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沃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富矿。[3]1978年以来，我国立足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催生了基于自主性、富于原创性、体现系统性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理念思维、组织方式、广度深度、推进方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围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进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新时代改革实践，呈现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牵引式”“协同型”改革的新格局和新体系。 1.牵引式协同改革的核心要义 经济体制是经济关系的制度反映，[4]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总和，包括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持续发展。基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尚未充分涌流、生产力尚未充分发达的实际，结合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领域体制协同改革的改革路径，为构建中国自主改革知识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 坚持现代化改革布局的辩证思维，亟需对改革转型实践进行学理化总结。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是构建社会科学概念的两条主要进路。[5]我国自主改革的创新性实践、开放式探索和系统性推进，立足自主发展，坚持中国道路，基于中国经验，梳理中国之治，探索中国之理，需对新时代经济体制牵引式协同重大改革实践加以学理化概括，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协同推进其他各领域改革”进行理论总结，建构自主性、本土性、标识性概念及相应的解释体系。[6]“牵引”指改革体系中的牵拉力量、引领方向，是改革部署的重点领域和发力方向。“协同”指改革体系中的配合力量、协作方向，是改革布局的其他领域和协力方向，包括其他领域体制改革互促联动的方面方向、内容领域。牵引式协同改革中的“牵引”与“协同”关系，体现了将不同力量、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不同环节的改革内容及任务置于现代化改革框架与改革布局之中的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改革新要求。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改革实践，牵引式协同改革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方法创新。牵引式协同改革是指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牵引非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性深化带动各领域改革协同联动，进而促进制度建设系统性优化的改革方法。这既是改革方法，也是改革布局，更加注重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引擎，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形成各领域改革联动互促、系统集成、协同推进的现代化改革模式和改革格局。锚定现代化强国目标，牵引式协同改革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与协同调适，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优势转化为中国治理的实践效能，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牵引式协同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效应”激活改革全局，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集成性、联动性的改革设计形成协同合力，实质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创新，内在逻辑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持续发展，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