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至“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交织叠加，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系统性危机。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①明确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课题。②这一重大倡议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四大赤字”的深度回应，为破解联合国《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揭示的治理悖论——发展中国家公共产品的需求激增而对供给机制的信任度却跌至历史低位——提供了中国方案。 源于公共性的结构性异化，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深陷三重理论困境。价值层面，资本逻辑侵蚀了公共性本质。西方主流理论以“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技术中性框架为起点，将公共产品简化为资源分配问题，实则构建了一套服务于资本扩张与霸权维护的供给叙事。这种“理论自洽”与现实矛盾的深层悖论，最终通过“霸权稳定论”为资本主导的供给提供合法性外衣，使在关键技术领域构建排他性联盟、推行以环保为名的单边主义措施等成为“精致的利益锁链”，彻底背离了“以人为本”的伦理根基。制度层面，非中性规则持续侵蚀体系合法性根基。通过将霸权国价值偏好制度化渗透、权力结构机制化锁定、利益分配隐性化倾斜，使国际规则沦为维护少数国家私利的工具。在关键国际金融机构中，将否决权与极少数资本份额挂钩的制度设计，以及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斥在核心决策之外的“小圈子”磋商模式，暴露出治理权力与利益关联度的结构性断裂，导致“代表性缺失”“权利与义务失衡”的主体适格性危机。效能层面，供给赤字触发系统性级联风险。资本逻辑与非中性规则的耦合，内生性地制造了赤字循环，并呈现出鲜明的“跨域扩散”与“级联失效”特征。这种公共利益被异化为霸权工具、多边平台沦为“排他性俱乐部”的困境，最终引发对治理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性质疑，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面对此局，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理念为价值内核，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本文聚焦全球治理倡议引领的公共性范式重构，通过梳理西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百年嬗变史，揭示其内嵌着资本逻辑与制度非中性的结构性弊病与周期性危机。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将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理念转化为“受益普遍性、决策开放性、成本公平性、供给可持续性”四维分析框架，为公共性重构提供可操作的学理标尺；另一方面，将此理论框架转化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机制，破解全球治理效能困境，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从“资本增值工具”向“文明对话媒介”的根本转型，为多元文明共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历史嬗变：西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演进悖论 国际公共产品的演进轨迹始终内嵌着资本逻辑与制度非中性的深层张力。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美国霸权的全球布局，其形态嬗变随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呈现阶段性特征。梳理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既能揭示西方中心主义供给模式的内在缺陷，也能为理解并摆脱当前全球治理困境提供历史镜鉴。 (一)滥觞期：殖民扩张中资本逻辑的初始嵌入(19世纪—20世纪初) 肇始于海外殖民时期，资本的全球扩张满足了资本突破时空界限的逐利本性，国际公共产品作为资本全球扩张的衍生品，其供给逻辑自始便服务于殖民资本的增值需求。 为了满足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销路，实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③殖民时期的跨国资本家找到公共产品作为实现资本增值的衍生品。19世纪至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地体系构建了首个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框架。从表面看，其供给内容涵盖基础设施、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与贸易网络，看似具备“非竞争性”特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的供给始终遵循殖民资本的扩张逻辑，通过修建铁路和开凿运河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利用金本位制将殖民地货币与英镑绑定以巩固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对殖民地制成品征收高关税等不平等贸易规则，保障宗主国工业资本的垄断收益。这种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性联系，实则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的过程，通过制度化的殖民规则将殖民地纳入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形成“宗主国剥削-殖民地依附”的利益分配格局。 此阶段的供给主体适格性问题已初现端倪。英国的供给主导者资格完全建立在殖民霸权之上，规则制定权、收益分配权与责任承担权严重失衡。殖民当局垄断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如印度的铁路规划完全由伦敦殖民部主导)，却将基础设施维护成本转嫁给殖民地财政；用英镑直接支付国际收支差额，享受货币霸权带来的特权，却对1890年阿根廷金融危机袖手旁观。这种权力占优而责任缺位的非中性格局，使得殖民地表面上被纳入公共产品覆盖范围，实际上却沦为资本扩张的被动接受者。 (二)迷失期：霸权更迭中的主体危机与供给赤字(20世纪上半叶) 20世纪上半叶的霸权交替期集中暴露了主体适格性争议与供给赤字的联动效应，印证了“由谁供给”的合法性危机与“如何供给”的效能困境具有历史必然性。 美国大萧条叠加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全球治理的脆弱性，也使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急剧衰落，出现供给能力与适格性双重危机。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英国既无力维系金本位制(1931年被迫放弃)，又背离自由贸易原则(1932年通过《保护关税法》推行贸易保护)，其供给主体资格因权利与责任失衡遭到广泛质疑。金德尔伯格指出，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作为公共产品既需维护成本，更需有能力且有意愿的新霸主接替英国充当“稳定器”。⑤遗憾的是，面对大英帝国的每况愈下，美国虽已从经济上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却因资本利益优先的短视，担心承担全球经济稳定的巨额成本、卷入欧洲地缘政治纷争、国内产业保护政策遭到冲击等，拒绝接过主导权。这种对霸权成本的规避与对本土利益至上的坚守，使其在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等关键场合拒绝承担协调责任，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治理陷入无主状态。在英国无力供给而美国不愿供给的供给真空期，形成典型的“供给主体适格性危机”，印证了霸权交替期“能力与意愿脱节”的治理悖论，直接引发国际公共产品系统性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