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写下这个标题之后，我犹豫要不要给“革命”加上引号，最后还是没有加。王蒙的第一次革命无须加引号，他1948年10月参加革命，是“革命”这个词的本义，而王蒙的第二次革命，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倡导实践的文学革命，这一次的革命似乎应该加上引号，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运动，亦是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王蒙的文学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潮的一部分，也就不加引号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蒙是1986年的9月，当时我去参加“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王蒙应邀到会做了一个题为《小说家言》的发言，其时他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但他将自己的发言称为“小说家言”，有意淡化自己的领导身份，同时他在会上冷静地指出所有的概括都是有所忽略的，这明显和会上热烈的气氛有所差异。会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不能说被王蒙预言到，但他的冷静显然是一个革命家才会拥有的睿智和经验所致。 等我近距离接触王蒙已是两年后——1988年10月。那一次见面是在王蒙曾经的寓所，崇文门的一室一厅的房子，当时王蒙的儿子王山住着。见面也是由王山安排，王山那时在《文艺报》工作，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上班，我曾经向他表示过有机会想拜访一下他父亲，他也答应了。时间过了很久，我以为没有机会了。没想到10月底，王山告诉我，周末他父亲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外事活动，可以在崇文门王山的居所见一见。 现在想来这次见面体现了王蒙的“亲民”性格，本当我去拜访他，我当时是一个外省青年，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能见到如日中天的文化大佬已经是千载难逢，而他放下身段来王山家见我，更是对青年人的厚爱。因为在家中见面，我一点也不紧张，甚至有些超水平的表现，他很高兴。我们聊了很久，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很多话题后来变成了《王蒙王干对话录》的内容，当然当时只是开了个头。 和上一次见面的印象不一样，坐在主席台发言的王蒙虽然以“小说家”自居，但更像一个放下身段的幽默风趣的领导，他不打官腔，言语非常得体。而面对面的接触，让我消除了紧张和顾虑，因为我没有想到坐在我对面的偶像是一个“少共”，也没想到他是一个部长，甚至忘记了他的前辈身份，他和我母亲同龄，但我们在对话聊天时，他似乎是我的同龄人，敏锐、机警、灵动，激发了我的热情和活力。 二 王蒙是一个革命家。他多次说过，他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革命，一是文学。198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冬雨》，王蒙在后记中写道：“对于我来说，革命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真、善、美是文学的追求，也是革命的目标。”①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将革命和文学二者表述为他的生命的底色，之后的表达在不断丰富充实这一观点。他表示：“我文学的题材是革命，是革命的悲情，革命的雄壮，革命的神圣……也是革命的代价，革命的曲折，革命的粗糙。”②革命的主题伴随了王蒙一辈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1岁的王蒙在北平读中学时，通过阅读《灭亡》《日出》《腐蚀》等进步文学作品，初步形成革命意识。1946年，他在平民中学结识地下党员何平，何平引导他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纲》及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成为其精神信条，何平也成为他的引路人，他参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1948年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委员黎光介绍，王蒙在差5天满14岁时被破例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至其年满18岁。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晚一点的话，王蒙极有可能成为职业革命家，因为在1949年之后，他依然以一个青年革命家的身份在北京团市委工作，奔波在革命的岗位上。文学启蒙了他的革命意识，文学也唤醒了他内心的创作潜力。1949年10月1日，王蒙作为中央团校二期学员，以腰鼓队成员的身份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亲历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的历史时刻。这段经历成为其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创作)的素材来源。 王蒙和我谈过他与中学同学马森的交往。中国台湾作家马森是王蒙在北京河北中学的同学，两个人都热爱文学，都向往革命，1949年马森还报名参加共产党南下工作团，但因为家庭的原因，马森被父母带到了台湾，错失了和王蒙一同参与新中国建设和文学创作的机会，与王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当然，马森后来也成为跨文化的作家和学者。多年之后，马森向王蒙讲述当时逃离北平的艰难，两人不禁唏嘘。 马森因为家庭的原因，在政治动荡的时刻，和王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如果马森留在北京、留在大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和境遇，自然难以想象。我没有专门研究马森的创作，对他性格的形成和文学道路的选择难以判断。但他有一条与王蒙的差别是清晰的，就是马森的家庭不像王蒙的家庭那样破裂，王蒙可以说是父亲的“逆子”，他后来的“审父”或“冷父”都是其参加革命的潜在动因。当然父亲王锦第的西学经历及其对传统文化的鄙视，也是影响他“断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马森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作家汪曾祺。汪曾祺一直是以名士风范自居的，他不附和老师闻一多的“革命”倾向，闻一多则批评汪曾祺的“颓废”，汪曾祺在闻一多去世以后甚至不赞成有些人的“跟风”蹭热度。虽然汪曾祺不同意闻一多的政治观点，但1949年汪曾祺也报名参加过南下工作团，和马森不一样的是，汪曾祺在南下工作团还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甚至想随军南下广州。后来因为他主动向组织陈述参加过复兴社，被组织终止了在南下工作团的活动，汪曾祺的革命经历就此告一段落。马森如果革命了，依照他的性格，还有他的家庭出身，他很可能中途被踢出革命队伍，不会像王蒙那样勇往直前、一帆风顺。当然，汪曾祺性格中天生的惰性因素，也是他不能继续革命的内在原因。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就曾因“颓废”状态遭闻一多批评，他回信形容老师的训斥如“俯冲”，闻一多则幽默回应“你也对我高射了一通”。这场用军事术语比喻的争论，本质是“介入现实”与“审美自治”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也是不同作家类型在现实政治面前的不同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