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现代诗派的诗学理论资源，学界的声音出奇地一致，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它的影响源一是晚唐五代精致冶艳的诗词，一是注重象征、暗示的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生成动因即是二者的合流，众口铄金，近百年里几成不容撬动的定论。事实果真如此吗? 假如按照动态的发展逻辑，现代诗派乃晚唐五代诗词、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与时代现实语境三种元素互动结晶的观点，便会发生松动。随着1920—1930年代文学历史逐渐详尽地敞开、钩沉与再阐释，人们意识到现代诗派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流体系统，其中既有“派”又有“流”，它并非仅仅指称1932年至1935年围绕《现代》杂志形成的诗歌派别，而是以《现代》为核心，包括《水星》《新文艺》《新诗》《现代诗风》《星火》《今代文艺》《文艺月刊》《菜花》《诗志》《小雅》，以及《大公报·文艺·诗特刊》《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等诸多报刊阵地集聚起来的一个诗人群落，从1929年初见端倪的《新文艺》，到1936年接近尾音的《新诗》，时间跨度大约有七八年之久。并且在1933—1934年间，“现代派有了一个鲜明的代沟。这就是理论上的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和创作上的卞之琳，代替了前期理论上的梁宗岱、朱光潜和创作上的戴望舒”[1]72。坦率地说，这种学术判断虽然尚嫌笼统，确切的程度还可完善；但相较于传统结论而言，已属大胆、客观的可贵“发现”，只可惜这种声音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注意，发出后旋即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现代诗派前后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代沟”，又缘何将知性作为后期诗歌“代替”前期诗歌的重要品质?这恐怕牵涉在现代诗派诗学真正的理论资源结构里，除了接受晚唐五代诗词和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之外，还与“新批评”理论的引进与传播密切相关。 一、两股同步“生长”力量的本土遇合 “新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批评家兰色姆于1941年出版《新批评》一书而得名。也就是说，不论是1920年代“新批评”肇发时的瑞恰慈、艾略特，还是1930年代“新批评”形成期的燕卜逊、兰色姆，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自己当年创构的思想就是“新批评”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彼时体系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的“新批评”整体轮廓还没有得到凸显，形象比较模糊。“新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谓针对传统批评的“革命”。在它之前，西方批评方法已臻多元丰富的状态，或从社会，或从历史，或从心理，或从哲学进入文学，均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表现；可惜都无法摆脱忽视、弱于文本自身价值分析的弊端。“新批评”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文本的独立性，重视文本细读和语义分析，甚至把文本视为批评的起点和目的，这种抬高了结构和语言在文本中位置的做法，让文学研究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转换，回到了文学本体自身。 “新批评”理论流派是渐进生成的，其发轫期可以上溯到源头人物艾略特和瑞恰慈。他们作为诗人或批评家均出道很早，艾略特1919年发表“新批评”宣言式的论文《传统与个人天赋》，1922年发表长诗《荒原》，旋即影响遍及世界各地；瑞恰慈于1924年、1925年分别出版奠定他理论“神明”地位的《意义的意义》与《文学批评原理》。艾略特和瑞恰慈成果真正被译介、传播到中国已经是1929年，至1937年趋向高潮，虽然和源发时间相比滞后了十年，却恰好和同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派在时间曲线上基本达成了同步吻合，并对现代诗派构成了整体性启悟与“照亮”。问题是远在英美又处于生长中的“新批评”，和中国现代诗派之间好像两个不同河流上行驶的船，彼此似乎并不搭界；那么何以“新批评”的核心人物艾略特和瑞恰慈甫一传到中国，就能与现代诗派产生关联，给现代诗派带来某些新质和变异，它们是如何“遇合”的，具体又是哪些“人”与“事”支撑的“点”把二者接通、链接起来的呢? 优秀的文学或理论是不分国度的，它会跨越时空区域的阻隔施惠于整个世界。“新批评”的萌生一方面标志着文学研究愈发走向内在性和本体化，另一方面也因非个人化思想和语言意识高度自觉扼制了浪漫主义潮流，催生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生长。由于它饱含诸多优势，落地不久就在具有较高艺术敏感度的中国文坛荡起了涟漪，只是由于当时1920年代的“新批评”处于萌动初期，作为一个批评流派尚无雏形，国内接受艾略特和瑞恰慈时还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所以对他们的译介传播只能分别进行。 先看艾略特的译介与传播。在现代诗派之前和它的活动期内，艾略特没有踏入过中国之门，中国文坛与之直接打过交道的人又屈指可数，对他的传播便基本停留在纸面译介层面。早在1923年中国文坛就开始与之“照会”。1923年8月27日，茅盾便化名“玄”在《文学周报》发表的短文《几个消息》中，介绍英国杂志《阿得尔非》时提及作为撰稿人之一的T.S.艾略特，促成艾略特在中国文坛首次“露面”，只可惜文字过于简略，几无评价。1927年12月，佩玄即朱自清在第18卷第12号《小说月报》上刊发时任清华的杰姆逊教授《纯粹的诗》译文，再次说到艾略特，但是正文并未涉及，文末才在论及艾略特等人的工作时断言，“若要懂得他们的工作，应建设一种新理论”。茅盾、朱自清两位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艾略特，证明艾略特在世界文坛十分重要。1932年12月，叶公超在《新月》第4卷第5期发表《美国〈诗刊〉之呼吁》，以美国《诗刊》的一则启事，简要透视其上的艾略特和美国诗坛动态。1933年2月，高明翻译的日本学人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在《现代》第2卷第4号刊出，略微详细地叙述了艾略特的诗歌成绩、“主知的方法论”及代表性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1933年3月1日，第4卷第6期的《新月》“海外出版界”一栏，译介美国利威斯的书籍《英诗之新平衡》，将艾略特的《荒原》置于英国诗歌历史中，称其渐离浪漫派，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客观地说，上述的译介一直“东鳞西爪”，始终没有摆脱只言片语的“碎片”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