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以下简称《摩》)中提及“诗言志”只有一处，且并未对其进行正面论述，但从其在全文的整体思想脉络所处重要位置，包括其被鲁迅作为评判中国传统诗学和文学的价值尺度，可以说鲁迅此期已形成独特的“诗言志”观。无论就鲁迅该时期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发展道路的思考而言，还是就“诗言志”的现代阐释史而言，其都具有不应忽视的重要性。学界虽已对此有所关注，但仍嫌不足，主要原因是未能将其与鲁迅该时期“复古的倾向”①进行充分的联系，未能将其真正置于鲁迅此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②的思想线索中予以讨论。应该说，“复古”不仅与青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现实关怀相联系，且成为他处理中国和中国文化现代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的思想方法，这在其“诗言志”观中有集中体现。此外，研究界对于鲁迅此期的“复古”思想中受到章太炎影响的印迹多有讨论，但对两者同中之异的认识仍可推进，本文亦将加以辨析。 一、以“批古”而“复古”：回归“诗言志” 鲁迅在《摩》中并未提到“复古”概念，因而其相关思考易于被忽视，实则他已借作为全文引子的尼采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复古”观，且以此明示了其在全文思想脉络中的重要性。该引子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卷第12篇第25节首两句——“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③为何对古老的文化本源有了彻底(“尽”)的了解④，不但不会让人故步自封，反而会启发、激励人们去寻找新的源泉，即去创新?尼采指出不断自我更新才是一切优秀文化的真谛，其与我国“生生之谓易”的传统哲学和文化精神是相通的。在这样的文化中，“复古”——“求古源”，成为创新——“求新源”——的不竭的精神和动力之源。鲁迅在“诗言志”中即发现了这样的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创造的潜能。 《摩》中鲁迅不但未直言“复古”，显见的反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政治和文学的直剖本质的“批古”，“诗言志”的出场即如此。其处在全文第二节一个特殊的位置——位于批判中国传统以“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为代表的“不撄”的文化，即以“和”为理想为中心的文化，以及“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之后，⑤又置于由批中国“不撄”的文化和政治进而批中国传统“不撄”的诗学和文学之前，且因其作为批判中唯一的肯定，且是肯定性的价值标准而更加凸显其特殊性和重要性。鲁迅指出，中国传统以道家为代表的“不撄人心”的文化使人“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⑥，根本违背进化论和进化史观所揭示的“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⑦的事实和史实以及“物竞”“天择”“存其最宜者”⑧的普遍规律和历史法则。可以说，西方晚近的进化论思潮为鲁迅审视和批判中国“和”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石。鲁迅继而批判中国“不撄”的政治，指出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而为了使民“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因而对于包括诗人在内的天才人物“必竭全力死之”。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会对中国的诗和诗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转入对中国文学的讨论前，鲁迅与中国“不撄人心”的传统观念针锋相对，偏从“撄人”的角度来定义诗人——“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诗人以其诗激发了人们心中本有之“诗”，使其“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以此打破了寄生于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中的“污浊之平和”，即道貌岸然、压抑人性的“和”“中庸”等观念，而“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鲁迅在将诗人的价值定位于“撄人心”以打破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后，即转而批判传统文学观如何以诗教之名对诗人“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⑩鲁迅此处针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一节的表述展开批评，其原文是：“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1)两文对照，鲁迅所批评的是刘勰提出的诗“持人性情”观(鲁迅在引论中将刘勰原文的“情性”改为“性情”)和其作为依据的“无邪”说，鲁迅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的“诗教”所代表的传统礼教对诗人创作自由的束缚、剥夺，而并非刘勰为支撑自己的“持人情性”说而先树立起的“圣谟”——“诗言志”。鲁迅指出，“持人性情”说恰是对“诗言志”的背离——“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12)鲁迅的反驳不但体现出他对“诗言志”的高度肯定，且可见出他对“诗言志”的认识中的两个要点：其一，赋予诗人“言志”的自由；其二，“诗言”之“志”是“人志”，即人自由的情感、思想、欲求，其不可“强”，即不可用外力束缚、限制。以此，从鲁迅所指出的刘勰此段论述的根本矛盾——“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不难看出，“许自由”是“诗言志”的精义，而“无邪”和“持人性情”说则根本违背“诗言志”的精神和要义，变成对诗人的“鞭策羁縻”。其结果，“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鲁迅随后即展开对于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13)不能自由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思想的局限的批判，而“诗言志”则是他批判传统文学之不足的来自中国文学内部的准绳和依据。另一重要参照是“摩罗诗人”所体现的世界文学的新精神，这容待后论。那么，“诗言志”对于此期的鲁迅具有何种意义?其在鲁迅该时期的思想脉络中处于什么位置?对此的求解，首先就涉及鲁迅该时期对“古”除“批”之外更复杂的处理——“怀古”和“复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