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7日，鲁迅从北京启程前往西安，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西部之旅。此行是应邀到西北大学的暑期学校授课，另有为创作“关于唐朝的小说”[1]279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素材以及在遭受“兄弟失和”的打击之后踏上旅途、自我疗愈的目的。在途中，在西安，他获得了许多新鲜的见闻和体验。去程乘坐黄河纤夫拉的船，看黄土高原的景色，在华清宫洗温泉，在西安给暑期学校学员以及军校学生讲课，观看秦腔科班易俗社的演出，吸鸦片，看昭陵石雕，看孔庙的帝王像；返程看函谷关，吃刚采摘的新鲜花红，等等，均为“人生第一次”。8月12日回到北京之后，诸多见闻和体验随着时光流逝沉淀为记忆，在其生活、思想与创作中留下印记。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研究，即使从1942年孙伏园写《〈杨贵妃〉》、张辛南写《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算起，也有八十多年的历史。2024年鲁迅西安讲学一百周年，催生了大量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已近极限，本文讨论的是尚有阐释空间的三个问题，即陕州的苍蝇、西安的鸦片、中途的函谷关。这些记忆散落在鲁迅的作品中，作为“所指”或“能指”可以做多重阐释。称“西行记忆”而非“西安记忆”，是因为鲁迅此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目的地西安重要，漫长的旅途同样重要。“西行记忆”可以覆盖“西安记忆”，反之则不然。 一、陕州的苍蝇 1926年6月底，鲁迅在日记体系列杂文《马上支日记》第一篇《六月二十九日》开头，写自己早晨被苍蝇扰醒，并回忆起此前在西行途中遇到的陕州苍蝇：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2]339—340 这段话中的S州即河南陕州，今之三门峡市，所谓“前年夏天路过S州”，即1924年七八月间去西安讲学时路过陕州。那次西行往返皆途经陕州，这里的“路过”是去程还是归程?由同行者的回忆可知，此为去程，即1924年7月9日、10日两日。9日鲁迅日记记有：“上午登汽车发郑州，夜抵陕州，张星南来迎，宿耀武大旅馆”；10日鲁迅日记记有：“晨登舟发陕州，沿河向陕西。下午雨。夜泊灵宝。”①上面引文中鲁迅所谓的“我们就枕”，表明那种困扰是同行者共有的体验。果然，同行者之一、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陈中凡)的回忆文章《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段》，不仅写及陕州的苍蝇，而且介绍了鲁迅的相关言论： 一九二四年七月，我三十五岁，应陕西教育厅及西北大学之约，赴西安讲学。东南大学政治系教授刘静波(文海)同行。乘津浦路车北行，到徐州改乘陇海路车，经商邱、开封、郑州、洛阳到陕州。越日，鲁迅、夏元瑮、王桐龄、孙伏园自北京南下，偕同西行。次朝，苍蝇哄鸣，扰人清梦，鲁迅说：“《毛诗·齐风》所咏：‘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已。” 夏元瑮过洛阳时，特访吴佩孚。吴问他在北大教什么课?夏答：“担任新物理中电子研究。”吴指壁上所悬八卦图，问：“此中亦有阴阳变化奥妙，能为我阐述否?”夏答：“此旧物理，与新物理非一事。”吴说：“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事后，众闻夏谈及此事，大笑。 鲁迅说：“这也是苍蝇之声耳。” 众问刘(静波)教何课。刘答：“研究国际问题中的大国家主义。”鲁迅说：“是帝国主义吧?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又有人问：“五四运动时，蔡孑民(元培)在天安门宣布：‘只有洪水能消灭猛兽’，这些蝇营狗苟的琐屑，自当同时消灭否?” 鲁迅说：“这虽是小题大做，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3]102—103由此可见，当时在陕州，苍蝇已经成为鲁迅、陈钟凡等人的话题，并且被鲁迅做了多重阐释——不仅将其置于《诗经·齐风·鸡鸣》的文化语境之中，而且将其作为“帝国主义”或“一切害人虫”的喻体。显然是由于对陕州苍蝇的记忆太深刻，所以，将近两年过去之后，鲁迅在北京自家房中(即“老虎尾巴”)才会在北京苍蝇与陕州苍蝇之间建立联系。两种苍蝇之间具有很大的时空距离。 陕州的苍蝇在当时就被鲁迅“超苍蝇化”，将近两年之后，在《马上支日记》头篇《六月二十九日》中，即在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的“老虎尾巴”中，北京的苍蝇依然被鲁迅“超苍蝇化”。在上引《六月二十九日》的表述中，“赏鉴”一词已经将苍蝇拟人化，而该词在鲁迅话语体系中与对国民性的认识直接相关。比如，在《〈呐喊〉自序》中，“赏鉴”一词就是用以讽刺观看斩首俄探的看客——所谓“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4]438在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哀也是被冷漠的人们“咀嚼赏鉴”[5]18。引文中的“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一语，不仅用文学性修辞将“黎明”由自然现象转化为社会状态，而且再一次将苍蝇社会化——苍蝇成为“黎明”的破坏者。这样一来，接下来的对于孩子脸上爬着多只苍蝇“却睡得甜甜的”的描写，也应结合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思考来理解。简言之，这种描写的背后应当存在着鲁迅阅读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记忆。系列杂文《马上支日记》(以及《马上日记》)的主题之一本来就是国民性论述，而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第11章《麻木不仁》中，曾经把不受苍蝇搅扰而沉睡作为中国人“麻木”的表征之一。他写道：“就睡眠而言，在前此已经说明的一些方面，中国人同样与西方人有所区别。一般说来，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睡觉，那些可以把我们逼疯的干扰却丝毫不会打扰他们。”“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之上，像蜘蛛一样脑袋朝下，嘴巴大张，口里含着一只苍蝇——如果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入睡的能力为标准，通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在中国会轻易地募到数以百万计，哦不，数以千万计的人。”[6]66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曾给予鲁迅的国民性观念以直接影响，因此可以认为，读过《中国人气质》并且正在思考国民性问题的鲁迅，在《六月二十九日》中那样写自己的睡眠状态与苍蝇的关系，是与史密斯进行隐秘的“对话”。这种对话具有否定性——国民劣根性批判者鲁迅，与那种符号性的“睡眠”无缘。无独有偶，在同样讨论国民性问题即讨论中国菜与“嗜笋”(所谓“淫风炽盛”)的那篇“日记”《七月四日》的开头，鲁迅再次写到自己早晨被苍蝇爬醒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