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左翼文化界就“崇墨”“非墨”展开过一番争论，其起因源于郭沫若于1943年9月在《群众》周刊发表的《墨子的思想》一文。他在文中持“非墨”的立场，尤其是质疑墨子“工农革命”代表的身份。这种观点很快引来重庆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墨学研究者的反对，包括侯外庐、杜国庠、杨荣国及未直接参与争论的陈家康、胡绳等人，因此郭沫若戏称自己是“犯了众怒”。① 以往对这场争论的研究通常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其一是郭沫若的墨学观点，其二是从外部政治或派系之争、人际矛盾等层面对郭沫若与左翼墨学研究者的争论加以解读，②也由此易将二者的分歧归结为启蒙与阶级立场之争。这也使以往研究只关注到双方围绕墨子是不是宗教家的争执，却并未触及这场争论的根本分歧。实际上，郭沫若本意并不只是否认墨子为“唯物论者”，而是以墨子为参照树立孔子的“唯物论者”形象，这场争论正显示出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化界推动“人性”话语向“阶级性”话语转化过程中由差异性共鸣所引发的碰撞。 一 墨子抑或孔子：谁是“唯物论者”? 关于为何要写《墨子的思想》，郭沫若自述为“于怀兄要我为《群众杂志》写文章，我答应写一篇关于《墨子》的东西”③。于怀兄即乔冠华，当时乔冠华等人正为郭沫若创办的《中原》杂志撰写了与“生活态度”相关的几篇文章，而郭沫若也受乔冠华之邀为《群众》写稿，因此写《墨子的思想》一文也被视为郭沫若“参与了乔冠华、陈家康等人策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运动”④，有相互“应援”之意。从“应援”的角度似乎很易理解郭沫若为何选择以墨子为批评对象，因当时正是左翼墨学兴起之时，相关学者包括陈伯达、范文澜、侯外庐、杜国庠、杨荣国、陈家康、舒芜等人。其中陈伯达将墨子视为工农革命的代表，在左翼墨学中就很具有代表性，范文澜的观点与陈伯达基本一致，在其所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将墨子视为下层社会农工奴隶的代表而要求政治解放。 而对于墨学的兴起郭沫若也是明显不满，认为“例如喜欢墨家，便连墨家崇拜鬼神都要替它辩解，或说出一番民主的意义出来，那未免近于嗜痂成癖了……要打倒孔家店，并不希望建设墨家店”⑤。郭沫若在《墨子的思想》一开篇就写道：“我真不知道(墨子)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明显是针对陈伯达、范文澜的观点。在郭沫若之前，重庆亦有其他学者对此有所质疑。⑥ 左翼墨学称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其原因在于将墨子视为“唯物论者”，而郭沫若对此观点的反驳也正是基于他认为墨子是“有神论者”。郭沫若根据墨子“上尊天，中事鬼，下爱人”的论述认为其核心思想为“尊天明鬼”，因此他在《墨子的思想》开篇就对墨子下了“宗教家”的定论。郭沫若对墨子的这种看法基本承续了他在《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一文中对墨子的基本观点。 郭沫若对墨子的解读方式在“扬墨”为主流的重庆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侯外庐、杨荣国、杜国庠等人都对郭沫若将墨子视为宗教家持反对态度，他们视墨子为唯物论者，更不必说将墨子视为工农革命的代表所带有的更浓厚的阶级色彩。由此，郭沫若对其的否定使二者间似乎构成了启蒙与阶级话语间的张力与冲突，也将所谓的“应援”之意的动机简单化。实际上，郭沫若虽否定墨子，却并非否定“阶级性”，冲突恰恰在于他认为墨子的宗教思想与阶级性相去甚远。 郭沫若在1923年所写反驳梁启超的文章也被研究者视为比较明显的向“唯物史观”转变的标志。⑦与墨子的“不科学”“不民主”相对应的是儒家的“科学”与“民主”。郭沫若肯定孔子也是以其否认鬼神为前提：“孔子否认传统的鬼神，而墨子则坚决地肯定传统的鬼神，这神有意志，有作为，主宰着自然界和人事界的一切。”⑧郭沫若对墨子的否定实际是对其贵族立场的否定，孔墨之别正在于一方“扶助私门”，另一方则“袒护公家”。⑨ 从近代的墨子研究来说，郭沫若对墨子宗教思想的批驳有其理论优势。梁启超为近代墨学复兴中最早使用“墨教”来指称墨家的学者，墨子“宗教家”的身份阐释在学界确已有根基，因此即便没有郭沫若的“非墨”，左翼墨学研究者想要立墨子为“唯物论者”也面临着如何去回应其鬼神观念的问题。 因此也可以理解，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左翼墨学研究者都将孔墨研究嵌入古史研究的大框架之下，为各自选取的革命先驱者的“阶级”身份提供历史依据。按郭沫若所言，古史研究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算”是一体的，即在对古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同时完成对有神论、贵族论的清算。⑩ 二 古史研究与“阶级”身份 这场关于墨子是不是宗教家的争论，双方的焦点并不在于墨子的宗教思想，而是它所关涉到的墨子的身份与立场，即墨子究竟为“平民”抑或“贵族”立场，谁能够成为“人民立场”的代表者。而双方的历史研究正为孔墨阶级身份的认定提供了依据或反证。 陈伯达认为墨子为战国初叶庶民阶层，并引《庄子》及钱穆文章作为辅证。墨子本身重劳作、主苦行，因此能够成为“封建社会战国时代‘农与公肆之人’的代表”(11)。他对墨子的身份定位也以对当时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为依据。在《春秋战国社会略考》中陈伯达认为西周已是封建时期，春秋战国则是封建社会的第二时期。(12)在《墨子的哲学思想》的开篇他就首先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属性，他认为随着这一时期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因此有大规模开垦的可能，于是封建地主与农民间的土地之争也愈加激烈。(13)范文澜与陈伯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西周文王时代，农奴已是主要的生产者”(14)。在这样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墨子的“工农革命代表”的阶级身份才得以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