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中，民间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两个重要时期，即19世纪、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者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民间文学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承载样式，推动了现代中国语言(如白话文的推广)、文化(如民间文化的兴盛)乃至学术格局的重大变革，为中国现代学科、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者则不仅关涉民间文学如何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主要样式，拓展研究范畴、形成抗战动员新载体，还与民众教育馆、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文工团”)等文化组织、文艺制度相结合，使得民间文学在战时发挥独特社会功能，适应抗战需求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基于民间文艺的新创编在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抗日方面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并进一步为“中华民族是一个”①提供了文学、文化逻辑，为1949年以后人民文艺、中华文学的重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我国政治精英、知识分子试图借鉴西方思想文化进行社会变革，实现他们塑造“新民”、建构“中华民族”和创立“新国家”的理想。现代民间文学即是在这一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孕育、发展，与近现代社会思潮密不可分，所以民间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术研究，更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②对此，民间文学、社会史、现代文学思想史研究者都有论及，因为在20世纪前半叶，民间文学、民俗学并无清晰界限，故不加以区分。在民间文学领域，钟敬文、赵世瑜、刘锡诚、陈泳超等先后论述了晚清时期和新文化运动、大众化运动中，民间文学研究与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及学术发展脉络。③其他领域如汪晖等对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论争的深入分析、李孝悌对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讨论、袁先欣对“到民间去”运动的再历史化的评介、美国学者洪长泰对“到民间去”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文艺研究、日本学者佐藤仁史对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阐释中，都进行过与本文相关话题的讨论。④而对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研究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举足轻重，探讨者甚多，可以说从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起学界就有大量讨论，至今依然是现当代文学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⑤ 无论哪一学科的讨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注意到了民间文学溢出文学边界的社会功能。但在大多学者的论述中，尤其在论述抗战时期游走于政治文化、社会运动与学术之间的民间文学时，其常常被切割为“作为实相的民间”与“被表述的民间”两个维度，而单独论及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会窄化、收缩乃至遮蔽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内在的学理性。 抗战期间的民间文学并不只是学院、研究所等“象牙塔”内的研究客体，还与如何在救亡图存的现实背景下生发出民众动员、社会交流、聚合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新形式密切相关。以往关于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皆关注到了民间文学在动员民众方面的作用，但这些论述重在强调其“形式”层面的工具性价值。真正有效的动员方式，不能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而必然触及民间文学内在蕴含的民众经验与构建社会公共秩序的学术逻辑。正因如此，才能更好理解抗战时期的民间文学为何能与民众教育馆、文工团等文化组织、文艺制度实现无缝拼接并成为动员民众的有效方式，进而推动民间文学学术话语转向，形成“新传统”。⑥ 二、倡导民众教育：民间文学在社会改造中的新发展 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史梳理中，研究者注意到民间文学参与社会改造运动与早期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有机联系，其中社会教育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领域。鲁迅、胡适、周作人、顾颉刚等都曾讨论过民间文学之于社会教育的重要价值，之后如董作宾、杨堃、钟敬文、杨成志等也有相关论述。但是在对民间文学与社会教育关系的学术讨论中，民间文学与民众教育馆的关联却是一个鲜少被论及的话题。民间文学为民众教育馆的社会实践开辟了民众动员的新方式，反之，民众教育馆也拓展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民间文学研究者除搜集整理歌谣、民间故事外，还开始注重风俗、社会制度及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分析，并且在研究取向上开始转向社会学。 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的指向，无论民间文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学者，引用最多的就是《歌谣》周刊发刊词中“文艺的”和“学术的”，⑦而对1927年董作宾提出的“教育的”目的似乎忽略了： 我们所搜辑的材料，既一面贡献给各项专门学家去研究，一面精选编印纯文艺的作品；而一面又须审查他(它)的内容，定一个去留的标准。我们感到“割股救亲”的愚孝，“奔丧守寡”的苦节，这些曲本唱书的教训，是二十世纪所不应有的；恐吓欺骗的母歌，刁骂丑讥的民谣，也在应当取缔之列。我们为社会和家庭教育计，对于民间文艺，不能不加以审查，定出标准，使他(它)日益改善。⑧ 《民间文艺》作为“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的重要刊物，在创刊号中将“教育的”纳入民间文学的研究目的，显然标志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趋向。这一转向恰恰反映了民间文学对北伐战争之后民众教育兴起的回应。广东是我国最早践行民众教育的省份之一。1926年10月，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嵩清拟订的《教育方针草案》提到教育与社会生产脱节的问题，并提倡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均需与社会生活相一致，在其列出的14条教育纲领中，第6条即为“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⑨民众教育是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造的共同产物。⑩一方面，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掀起了民众运动的浪潮，以农民、工人、青年和妇女等为主体的民众运动壮大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声威，这些民众运动的经验让教育界精英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意识到教育可以发动民众参与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伴随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逐步推动“少数人”享受的传统教育迈向了面向“多数人”的现代大众教育。(11)国民政府开始尝试探索以“文化”教育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介入民众日常生活，塑造国民性意识。在这一社会情境中，民间文学在民众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便进入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