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器以载道，物以明志 器物既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成果，也是文明传播、文化交流的媒介，还是传统在当下的“实物留存”。通过博物馆中所陈列的陶罐、马车、沉船等器物，人们感知着历史的演进。人类在游牧、农耕、航海中培育了不同的技能，并生产与之匹配的器物。同时，器物也反作用于人，比如丝绸、茶叶、陶瓷等，迥异的“具身感”也塑造相异其趣的生活与审美。 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本文中此三者均为泛指)，在世界市场的流通中引领着全球风尚，成为“东学西渐”的物证。葛兆光认为传统器物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他梳理了代表中国“一般性知识”的传统器物走向世界的历程。作家们对传统器物的书写，体现了“器以载道”的造物理念及审美追求，“器、物、象作为中国美学范畴，起源于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中的从彩陶、青铜开始的器物，但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的器物而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器与物都不仅是物和器的物质意义，而有宇宙万物的生成意义”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与物为春”等理念融汇成中国物质文化传统的根基。 器物文化在贸易流通中得以传承、变革。随着晋商、徽商等大商帮兴起，明代商品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对世俗审美也带来强烈的冲击。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凭借器物来阐释文人的审美格调、区分雅俗。宋应星在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业与手工业的成果，对生活器具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予以肯定。这些为器物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提供了叙事资源。出身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对锦衣玉食之家作了全景式扫描：从服饰到窗纱，锦绣彰其奢；从陶瓷到茶叶，玉壶映其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逐一罗列的传统物件体现了当时我国达官贵人家族生活的日常，自鸣钟等外来器物则包含着山雨欲来、家族将倾的预兆。器物和文献乃文明程度的标记。文明阶段的划分也借助于物质，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器……新器物的出现往往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人文观念亦随之更新。 “化干戈为玉帛”映现着我国自古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古代先民多以绢帛记录文献，跟丝绸织造相关的“一丝不苟”“丝丝入扣”“抽丝剥茧”等词语映照着工匠精神。茶文化源远流长，茶亦被广泛地写入诗词中：“一生为墨客，几世成茶仙。”“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古人托物言志、寄情于景，以诗词吟咏茶饮之雅趣，表现审美之逸趣。从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与商品的阐释来看，茶的制作凝聚了大量创造性的劳动，每个环节都需要工匠的悉心劳作。道不离器，茶亦不离壶。经过水与火的淬炼，泥土变成陶瓷。烧陶制器与庄子的“物物”“物化”观念相通，其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陶瓷与茶叶相伴相生，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用品上升到品鉴收藏，茶叶与瓷器自成一套“识别体系”。伍德沃德在梳理物质文化的阐释史时指出：“物可以执行‘社会事务’”“物有助于建构或消解人际依恋和群体依恋关系，有助于间接地促成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fy)和自我尊严的形成，有助于整合、区分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部落。”②器物的选择既承载主体自身的情感，更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的印记。“万里帛道一丝牵。”③承载着自身文化传统的器物汇聚于商道并流通开去。“丝绸之路”贯通中西，长安与罗马得以互通有无、文明互鉴。 当代作家对器物的书写，呼应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也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源自传统的实物基础。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诠释亦不断更新。“满天星斗说”激发了当代作家对地域文化作“寻根”和器物书写的热情。例如王安忆以其《天香》聚焦于顾绣文化，“天香园绣”业已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象征。刘醒龙创作“青铜重器系列”作品，在《蟠虺》《听漏》中，作家以青铜重器为叙事线索，深入描绘楚文化的瑰丽秘境。古人视青铜为吉金，用于祭礼，以告慰天地，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邱华栋在《空城纪》中以多种器物在漫长历史中的传承再现西域联通中原的文化图景。在《包浆》《国壶》等作品中，徐风孜孜不倦地以紫砂壶为中心来描摹江南风俗画卷。通过对梁家几代玉雕技艺所作宛如工笔般的白描，霍达表现了多民族情感的融合，传承“君子比德于玉”的文化传统……2017年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外文局推出了“丝路百城传”丛书计划，鼓励作家从地方路径追溯文化根脉，为当代城市书写传记。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茶叶、丝绸、瓷器既体现了工匠们的技艺更新，也展示了不同时代美学趣味的变化。根据莫斯的研究，“当一代人把手工工艺知识和身体技术传给下一代时，权威和社会传统发挥了影响，正如语言传递时，权威和社会传统发挥了影响一样。这就是一种传统、一种持续”④。当代作家注重发掘器物传承与地方文化的深层联系。20世纪前期绸商、瓷商与茶商的故事，赋予当代作家创作的灵感。比如，张葆海根据山东昌邑绸商的故事创作了《大绸商》，南飞雁依据河南神垕陶瓷业的发展轨迹写出了《大瓷商》，杨绍淮借助茶马古道上的传说和史料创作了《大茶商》。在长篇《茶道青红》中，成一讲述了乾隆年间北部边境封关之际，晋商康氏家族戴夫人为守祖业而亲赴万里茶道巡查的故事，小说以其视角再现了一幅恰克图商道的历史图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坚守传统伦理、捍卫老字号声誉，在国家危难之际展现民族大义。他们以诚信经营、实业救国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商业伦理。 通过对器物文化及其海外流通贸易盛况的描绘，当代作家既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又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劲的传播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工匠与商人们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许多中西文化、生活、艺术和技术的交流，是通过这些人物特别是商人和工匠实现的……”⑤在上述作品中，工匠和商人的故事与器物书写彼此成就：一方面，器物书写与家族的文化传承彼此映照，器以载道、物以明志；另一方面，器物及其海外贸易很早就开始将中华文化传播至域外，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扬海外的一种切实的表现形式。当代器物书写镌刻着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使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悠久历史充满着“温情的敬意”，正如沈从文在谈及自己对工艺美术的热爱时所强调的：“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⑥。在《天香》《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包浆》和《窑变》等家族小说中，作家们既细致地描写了器物传承及其海外流通，也刻画了工匠们“素朴的心”与其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