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在反思历史创伤、审视社会体制改革以及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时，其主要的精神动力源于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尤其是对“人的文学”精神的发扬。在这一进程中，部分作家倾向于吸纳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复杂思潮，立足于生命整体观，着眼于对既有生命意识的反思与拓展，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风潮，本文称之为“生命叙事”。这一风潮既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关于生命问题的哲学与文化思潮的回应与反思，①也是中国作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对如何观照“生命”这一人类存在基底的创造性再诠释。这一生命整体观念的重构与反思涉及的问题非常庞大且复杂，但大体而言，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等作家对人性与动物性关系的探索，残雪、格非、阿来、迟子建等作家对生命秩序重构的尝试(包括对经典人权观念的反思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照等)，刘慈欣、韩松以及众多网络科幻作家对现代科技可能建构新型生命关系的想象等，都突出体现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此方面艺术探索的创新贡献。目前，学界对我国“生命叙事”的写作实践之重要性及其精神蕴藉的认识尚不充分，相关讨论亦存在争议。本文拟从动物性、技术与秩序三个维度出发，探讨它们与生命整体观念变革的根本精神关系，进而研究新时期以来的写作如何以之为抓手拓展叙事的新话题与新思路，并表达新时代条件下人们所面临的存在境遇及其文学探索。 一、生命叙事的界限重构：动物性书写 所谓动物性问题，指的是如何审视人性或人类存在中与动物相关的那些特性。这一问题始终潜隐于东西方思想文化对“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等根本命题的思考之中，作为一种未被言明的先决条件而存在。正因其过于基础，人们通常习焉不察，由此在生命理解与价值观预设层面引发了诸多极具争议的问题。例如，中西传统思想虽早就意识到人与动物既存在相近、相通之处，又有根本差异，但二者间是否存在明确界限?界限又当如何划定?对此，传统思想表述各异，诸如神性、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或仁爱之心等，均是思想家们所倚重的主要理据。而近代以来，随着生物学、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日趋成熟，达尔文、尼采等人所谓“人和其他高等哺乳动物之间，在各种心理才能上，是没有根本的差别的”(达尔文，1983，第98～99页)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直到类似“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分没有必要”(哈拉维，2012，第208页)的观点在某些人心中几乎已成定论。②在这一背景下，动物性问题日益成为现代人反思生命意识的核心议题之一。 这一认知也深刻映射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在反思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皈依方面，往往将“人兽之别”视为一种根本性的价值预设。但随着中西现代文化交流日深，以及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种迥异于传统的社会现实逐渐凸显，一些作家逐渐意识到将人性与动物性截然剥离、一味高扬人性之尊贵的传统预设，可能过于理想化甚至简化。人要认识自己，根本问题或不在于纠结“人性是什么”，而首先得认识通常被认为无可争议的“人性”背后有着怎样的动物性基础，以及所谓“人性”又如何被动物性所驱动。刘慈欣所谓“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刘慈欣，2010，第382页)，形象地概括了这一重新审视生命本质的立场。当代文学中涉及动物性的书写题材多元，呈现出丰富而多维的思想图景。总结起来，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构成中动物性因素的再认识，二是在动物性中探寻新的伦理可能与价值维度。 第一，在当代作家关于自我的思考中，被压抑的原始动物性往往构成一个重要的书写维度。 在当代写作中，动物性话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深刻地触及了自我这一人性构建的根基。在西方经典人性构造中，关于自我的认知与判断总是占据着无可移易的核心地位。自我即个体存在所依托的“这一个”独立基点，是其得以成其所是、生产价值意义的起点和发生发展的动力源，更是人类类本质生成的绝对基础。因此，对“何为自我”的追问，成为存在个体内在的必然要求，近乎一种“绝对律令”。(黑格尔，2015，第111页)但自动物性学说兴起后，不少思想家批评先前关于自我的各种价值预设更近乎一种幻想与心理需要，甚至可能是意识形态操控的产物。(马尔库塞，2005，第3页)他们认为，如果人类确有什么自我，那么必须在返回至动物性的论域中加以考察，甚至要把动物式的性欲视作人类自我的基本构成，将其等同于“营养需求本能，相当于饥饿感”(弗洛伊德，2010，第9页)。不少当代作家如莫言、残雪、阎连科等颇接受这一脉思想成果。较前辈与侪辈而言，他们的创作呈现出迥然有别的特征，即对自我的理解建基于对动物性本源的自觉把握上。他们通常从压抑的角度分析与描写自我中的动物性内容，并借此重构对生命本质的认知，进而呈现异质性的美学景观。概括而言，此类写作实践主要呈现为两种面向。 一是解除压抑，张扬生命的动物性本真，并将其作为自我所不能被驯服的部分。不少作家都有意构建一个处于主流文明秩序边缘的“飞地”或“旧土”，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与枫杨树乡，贾平凹的商州、清风街等。在那里，源自本能的动物性解除了各种文明体制的先验压抑，相对无碍地喷涌、奔流，成为自我彰显的主导力量。而由此构成的自我形态便显得野性、混沌且充满原始张力，呈现出回归生命原初状态的模样。莫言的《食草家族》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六梦”的叙事进程中，伴随着对家族生命源起的追溯，现代社会个体的压抑被层层剥离，最终显露出动物的本然状态。作家试图揭示“文明”与“理性”的压抑本身是暴力合法化的过程，而压抑愈深，动物性便愈强烈反扑。例如，尽管家族严禁同姓通婚并以火刑威慑，带蹼婴儿仍不断降生，展现出性本能的强大及其引发的暴力循环，最终无可避免地导向家族的衰亡。对于人类一边自诩“万物之灵长”，一边却放纵欲望至丧失人性的悖谬，莫言总结道：“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莫言，2012，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