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至1937年8月发行的《大沪晚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竟刊载了百余篇署名“鲁迅”“萧红”“萧军”“胡风”“周扬”“阿英”“宋之的”“欧阳山”“舒群”“艾芜”“杨骚”等左翼作家的文章,俨然是“左翼文艺”的阵地。但经仔细考辨,这些文章均为托名左翼人士的伪作。与此同时,该报副刊刻意营造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姿态,还发表有大量亲国民党当局的右翼文人和保持中立的自由主义文人的文章,真假参半。据查证,该报是国民党“CC”系势力勾结意大利驻沪领事公署秘密创办的一份“党报”,是“CC”系在其机关报——《晨报》被迫停刊后,为继续在上海秘密操控新闻舆论导向而想方设法所炮制的“平替”。其社长李恩弨、要闻及本埠版主编张修明、驻京记者郑蕴侠和副刊主编黄敬斋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特务。该报一面以伪装左翼、谎称革命、假装中间的手段蒙骗民众的信任,一面“为独裁者张目、为CC系发言”,打压共产党和左翼文艺力量。该报副刊的大量伪文将鼓吹独裁统治和有利于“CC”系势力的言论伪装成左翼观点进行传播,不仅在当时造成了混淆视听、曲解左翼思想、污名化左翼人士等恶劣影响,也给我们今天整理和出版作家文集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萧红全集》中所收该报副刊发表的三篇伪文已广为流传,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当年特务文艺的毒害还将遗留后世。
首先,关于两篇署名“鲁迅”的杂文,李斌已在《〈大沪晚报〉署名“鲁迅”及“鲁逊”的文章考辨》④一文中证伪,主要依据有三:第一,《非常参观》中有不少用词如“单位”“团员”等,不符合鲁迅遣词造句的一贯风格;第二,《强硬的拳头》一文所表达的对希特勒强权政策的推崇思想与鲁迅一贯对希特勒暴虐统治的批评态度背道而驰,同时,鲁迅习惯将Hitler译作“希忒拉”或“希特拉”,而不是“希特勒”;第三,这两篇文章发表时鲁迅的病情已每况愈下,许广平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悉心照顾,鲁迅病逝前所写杂文包括未竟稿之后都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如鲁迅真给《大沪晚报》写了两篇文章,许广平不可能不知道。 再看署名“萧红”的三篇文章。第一,从时间上看,萧红1936年7月17日乘船赴日,直至1937年1月9日启程返回上海,其间因分别两地,萧红与萧军通信频繁,萧红将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地向萧军倾诉,也多次提到一些有稿件联系的编辑和刊物,如孟十还编的《作家》、黎烈文编的《中流》、黄源编的小说选集《十年》、萧乾编的《大公报》(上海)文艺副刊等,但无论是萧红还是萧军,都未曾提到过《大沪晚报》。而萧红旅日时期所写小说均交给巴金,结集成小说集《牛车上》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7年5月出版,里面并没有《亚丽》。第二,从形式上看,萧红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哪怕是小说中的章节标题,都未出现过标点符号。《长白山的血迹?》这样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标题,不像是萧红所为。倒是萧军很喜欢在文章标题上使用感叹号或问号,如《期待?》《谁该入“拔舌地狱”?》《第几个“九一八”了?》《“寇急矣”!》等。作伪之人在模仿萧红时混淆了萧红、萧军两者的风格也或有可能。另外,《长白山的血迹?》是为纪念“九一八”而写,萧红为纪念“九一八”的确是写过文章的,如《寄东北流亡者》《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但都是以书信的形式。第三,从内容上看,小说《亚丽》以朝鲜人为主人公,散文《女子装饰的心理》大谈女子装饰观念的历史变迁,《长白山的血迹?》直面炮声、弹影、鲜血和头颅的叙写方式,都是萧红创作中从未有过的。第四,从语言和叙事风格来看,这三篇作品文辞略显豪放,笔触较为粗犷,与萧红一贯细腻忧郁的文风有所不同。综上考虑,这三篇文章应是伪作。 该报署名“萧军”和“田军”的15篇文章是萧军真作的可能性也极小。第一,这15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8月至1937年1月,在时间上与萧红旅日时期大致相当,而如上所述,这半年萧红、萧军的往来信件均未提到过《大沪晚报》。第二,萧红赴日本疗养后不久,萧军即于8月初北上青岛,住在“山东大学教员单人宿舍里”。萧军曾回忆说:“在青岛我大约住了有两个月,由于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感情思想上也没什么波动,因此写作进行得还算顺利。除开写完了《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第一部的后半部分,把第二部基本初稿也写完了(共约十几万字),还写了《邻居》《水灵山岛》两篇散文,它们全是取材于青岛的。”⑤萧军对在青岛两个月的主要写作内容记得很清楚,没有提到《大沪晚报》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也说:“另外还写些什么呢?忘了。”但如果是为同一份报纸频繁写稿,大概是不会忘的。第三,萧军于1937年6月出版文集《十月十五日》前言中写道:“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散文和小说,全是一九三六年内写下的。”⑥在青岛所写《邻居》和《水灵山岛》两篇就收录于此。如《大沪晚报》上发表的十五篇文章是萧军所为,萧军不可能一篇都不收入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