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师培是同时代人。钱、刘1907年4月在日本初识。对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由声气相求，到“二叔失和”，刘师培办《天义》《衡报》及无政府主义讲习班，最后入端方幕府的曲折过程，钱玄同均有目睹与耳闻。此后，刘师培客居成都、太原，参与筹安会，出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刘氏其言其行，也都在钱玄同的视野之中。 刘师培作为清末民初混政与学为一的人物，其1919年11月因病去世后，遗书无人收集整理。随着时代的推移，刘师培政治上的影响，渐趋淡漠；学术上的发明，则常被记起。1926年12月25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孤桐杂记》，回忆与刘师培的交往，感慨刘师培著述的流传，已刻者十不逮一：“今遗书散佚，无可收拾，吾辈后死，责无可尽，抑又伤已。”① 1933年5月，刘师培旧友、曾短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的山西宁武人氏南桂馨，与下属郑裕孚商谈出资刊行刘氏遗书一事。当年，郑裕孚在书商张次溪、藏书家伦明、辅仁大学教授余嘉锡等人的参与下，先期启动编纂工作。不久，诸人因“苦其烦”，②先后谢任。1934年1月，郑裕孚就重新启动刘师培遗书编纂一事，求教于北师大教授黎锦熙。黎锦熙认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求真，求真去伪，“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③而符合上述编纂条件的人选，则非钱玄同莫属。钱玄同出于对刘师培学术的尊重等多种原因，也乐成其事。在接下来战争频仍、身体衰疲的五年里，钱玄同用了极大的努力与耐心，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简称《遗书》)编纂工作。1939年1月，钱玄同在未完全完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修改的情况下，患脑溢血溘然去世。《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竟成为钱玄同以生命作为耗材的学术工程。钱玄同于1934年接受编纂任务后，其日记与致郑裕孚函(69通)，及留在《刘申叔先生遗书》中的有关序跋与说明文字，保存了他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过程中诸如发凡起例、穷搜广征、精校异同、顺次时序、存真芟饰多个环节的学术贡献。 书稿辑校基本成形后，钱玄同自己作《左庵年表》《左庵著作系年》，请蔡元培作《刘申叔史略》，又与南桂馨分别请刘师培好友丁惟汾、张继、汪东、南桂馨，及对遗书编成有贡献的黎锦熙作序，从不同角度记述他们记忆中的刘师培。诸位名人之序，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增色不少。诸人序作之中，钱玄同所作序言，最有份量。钱《序》以新文化史家的眼光，把五十年来旧学与新知的激荡，称为中国学术思想革新的黎明时期。把刘师培与康有为、宋平、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王国维等12人，同列为学术黎明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五十年来，诸位大家声气相求，推波逐浪，使得中国学术革新，呈波澜壮阔之势。其沾溉学界后学，实无穷极。钱玄同《序》将刘师培置于近代学术黎明运动中代表人物之列，复从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校释群书四个方面，点评刘师培的学术贡献，深中肯綮。《刘申叔先生遗书》与诸位名家之序，把学政两栖人物刘师培全新地呈现给读者和社会，成为20世纪刘师培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中，所体现出的现代学术理念、方法与体例，也成为后五四时代“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重要典范。 一、早期《钱玄同日记》中的刘师培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有一段关于自己与刘师培从读其书，到识其人的交往过程的叙述： 余少于刘君三龄。……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彼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壬寅(一九○二)读梁任公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甲辰(一九○四)读章公之《訄书》及刘君之《攘书》。乙巳(一九○五)，读刘君之《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宋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及《国粹学报》中其他诸文，又读夏君穗卿之《中国古代史》(此书名为后来他人所改，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于是始知国学梗概。梁、章、夏诸先生皆为前辈，惟刘君年甫逾冠，略长于余，且与余有世谊(刘君之伯父恭甫先生与先父竾仙公为友，恭甫先生之子张侯君又为先父之弟子)，故愿与订交之心甚炽。丙午(一九○六)，余留学日本，始谒章公。丁未(一九○七)阳历四月二十二日于章公座上始识刘君，缘章公与刘君彼时皆以党祸避地日本也。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④ 钱玄同讲与刘师培的学术交往，获益甚多，不仅仅是写在书序里的客气语。特别让钱玄同佩服的，还有刘师培办《天义》，鼓吹无政府主义，推行世界语的胆气与魄力。但随着“二叔失和”，刘师培用端方钱办报，变节入端方幕的种种事件发生，又让钱玄同对刘师培的鲁莽糊涂，顿生鄙夷。刘师培对章太炎的不敬，甚至让钱玄同产生“手刃其人”的冲动。这种读其书，识其人，羡其学，鄙其行的复杂情感过程，我们可以从钱玄同写作的《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及1905年至1916年间的《钱玄同日记》中，略知梗概。 在钱玄同的读书成长中，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都是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1906年的日记记述了他在东京的广泛阅读，对林纾翻译小说、章太炎《訄书》等书的阅读兴趣。借读别人所购《国粹学报》，他感到入脑入心，以为“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⑤4月底回上海：“看国学保存会之《历史教科书》，系申叔所编，取精用宏，体例亦不差，远胜夏(曾佑)《历史》矣。惟属于高等科用，盖文字渊深也。中学以下诚能仿其体例，掇其菁英而编之，必有佳者……今得此，真获我心也”。⑥7月，章太炎出狱后到东京办《民报》，钱玄同参加了东京的欢迎会。1907年1月，钱玄同复读刘师培《攘书》，甚为激动折服。章太炎邀刘师培来东京后，4月22日，钱玄同午后访章太炎，在章宅初晤刘师培。稍后刘师培办《天义》、办社会主义讲习会，钱玄同均是热心的读者和听者。9月7日，何震发起徐锡麟、秋瑾追悼会，刘师培作了关于暗杀的演讲。钱玄同从演讲会上才知道绍兴之狱，从何震所赠《天义》上读到刘师培的《李卓吾先生的学说》一文，才知道李贽大名，惊叹吾国竟有如此通人。此时，虽然年龄相差只有三岁，但钱玄同与刘师培生活在两个世界：刘师培是作者，是学术思想与政治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钱玄同是读者，是学术思想与政治信息的接受者、信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