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下简称《爱国主义教育法》)第17条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家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为家庭领域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遵循。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将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家庭教育与日常生活，将刚性制度与柔性伦理相结合，有助于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机制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意义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教育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推动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1.有利于保障家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实现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的初级组织，“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②。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同时影响社会制度。家庭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个体需要家庭为其提供教育场所和教育资源，为其品德和能力的成长发展奠定基础。家庭教育对个体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家庭生活中亲情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弱化，会造成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伦理与公共道德的缺失，从而引发社会道德危机。因此，家庭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③爱国主义教育是品德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由于家庭与国家同构，在家庭这种关系性的存在中，父母抚育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因血缘关系所形成的亲人之爱——对家庭的责任感能够自然地转化为对国家的责任感，而家庭关系的亲密性、家庭教育的情感性更有助于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入脑入心。因此，家庭不仅是个体生存、成长、社会化及后续发展的第一站，也是爱国情怀培育的第一所学校。对于培育未成年人的爱国价值理念，家庭教育起着最基础的支撑作用。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父母对子女的直接责任，也是家庭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正如恩格斯指出：“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④恩格斯揭示了亲属称谓的社会本质，即亲属称谓不仅体现了自然的血缘联结，还承载着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而称谓背后的义务恰恰是把个人、家庭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亲属义务不是私人领域的小事、家务事，而是构成并支撑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实质。因此，未成年子女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需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建设的独立个体。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国家尽责尽力，国家有义务进行实质性的扶持和帮助。从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角度看，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其社会化的需求日渐凸显，家庭无法单方面完成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其他教育主体，特别是国家和社会担负着完成未成年人社会化的主体责任。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能够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划定家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何以必为以及何以可为，能够统筹家庭、国家、社会等教育主体的责任，保障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规范开展。 2.有利于规范和监督爱国主义教育中亲责的履行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应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近年来，随着人口变化与社会转型，我国城乡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呈现出“核心化”特征，且家庭成员流动频繁，单亲家庭等新型家庭数量增长，父母教育缺位现象日益突出，家庭中未成年人的教育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爱国观念往往还没有成形，容易受到外界尤其是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如果父母因自身观念认识不足、能力欠缺而实施错误的教育，那么必将严重影响其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质上是对家庭教育自主权的滥用，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这一背景下，随着给付行政、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发展，国家积极介入家庭领域，通过法律规范、制度建设将自然血缘赋予的亲权和责任予以明确和规范，通过制度的稳定性、约束力和可预期性来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兜底保障，确保家庭能够更好地履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务，引导亲责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更加规范有效地履行。 3.有利于落实国家支持家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宪法义务 由血缘关系产生的自然亲责是父母家庭教育义务的伦理基础，而宪法则对这一亲责实现了法律实证化。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这一条款是我国家庭父母与子女间法律关系的根本体现。此外，《宪法》第24条还规定了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这两条条款构成了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规范基础。 第一，家庭受国家保护，国家对于家庭负有宪制责任，国家有义务支持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在尊重家庭教育自主权的基础上，国家不仅通过立法塑造家庭生活的基本秩序，为家庭教育提供兜底保障，还通过公权力机关的积极行动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效引导。《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确立国家和家庭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根本遵循，为具体部门法划分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家与家庭各自的权限以及监督和保障家庭教育义务的履行提供了根本准则。 第二，儿童受国家保护，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是对“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父母义务的具体落实，为此应通过公权力进行监督。从《宪法》第49条可以看出，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家庭教育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社会权的重要内容，其权利主体主要是未成年人。在《宪法》中，社会权不仅包含基本的生存权利，更意味着公民能够参与共同体生活，如《宪法》第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青少年是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群体。爱国是公民品德的首要要求，是家庭教育的必要内容，也是培养青少年儿童的重要目标。因此，国家具有积极的监督和给付义务，保障未成年人能够接受合法、正确、充分的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家庭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落实国家支持家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宪法义务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