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对西北工作的领导，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原指导陕、甘、宁、青等省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西北工作”①。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标志着中共中央西北局②(本文下称“西北局”)正式成立。延安时期，西北局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为开创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以及党在西北地区的工作新局面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西北局积极推进一系列党内制度创新，特别是在正确解决历史争论以统一思想、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开展党内专项巡视工作等方面，西北局在探索中作出重要贡献，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③ 一、开创以重大会议统一对党的历史发展认识的思想建设制度 历史认识具有重要意识形态功能。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果不能形成统一的历史观特别是对自身发展历史的统一认识，那就不可能凝聚起全党的思想共识。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对党的历史发展的统一认识的形成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和规律性总结，党的历史上著名的三个历史决议，在推动党内思想统一上起到重要的历史性的制度作用，而这一重要的党内思想建设制度则起源于延安时期西北局的重要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指引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踏上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经过艰苦斗争，开创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地方性的党组织，不同于1938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工作，并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④。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⑤，既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为中国共产党奔赴抗战前线提供了出发点。但是，这一“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来之不易的。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过程中，一直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由于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会议精神还没有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传达和贯彻，因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仍然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严重影响，并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1935年7月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场“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9月又开展了所谓“肃清右派”斗争，这是“遵义会议之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⑥。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⑦。这也成为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⑧讨论西北地区党的历史问题的由来。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又称“边区高干会议”)是一次会期非常长的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开幕到1943年1月14日闭幕，共历时88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加上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部分干部旁听会议，共有3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林伯渠主持开幕式，高岗致开幕词。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整风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⑨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的演说中强调：“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⑩从会议的内容来看，西北局高干会议并没有停留在“七整”的范围内，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大大向前发展，成为推动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中的一场重要会议。 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在纠正陕甘革命根据地“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一直努力推动对相关历史争论问题的解决。“不过这两个路线间的争论，一直未能彻底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边区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还不容易从理论上很好的说明是非来使对方心服”(11)。因此，1941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12)。这表明，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正确解决边区历史问题的重要性。西北局高干会议则对以陕北肃反为中心的西北党史遗留问题作了集中解决。会议期间，围绕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震、高岗、习仲勋、马文瑞、朱理治、郭洪涛等70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1942年11月17日、18日，高岗在会议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报告，对西北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从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革命家的品质、思想斗争问题、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五个方面对边区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总结。还在西北局高干会进行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13)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14)至此，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习仲勋后来在总结这次会议的贡献时说，这次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