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由相对静态封闭的“单位社会”向高度动态开放的“流动社会”的转型，并进一步叠加了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平台社会”特征。党的基层组织所依赖的动员基础、嵌入场景与运行逻辑随之发生深刻重构。传统的党组织体系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单位制基础上，通过嵌入行政层级和地域边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精准识别、有效动员和科层管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人口流动加速，平台经济兴起，新经济组织与新社会组织涌现，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游离于传统组织体系之外，形成组织覆盖的“真空地带”。同时，一些经济社会领域，如大型互联网平台、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形成了事实上的“组织飞地”。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背景下拓展党的组织覆盖、维持组织韧性、实现有效引领，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为应对这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革，党中央将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推动一系列党的组织形态创新。习近平强调：“要探索加强新兴业态和互联网党建工作，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④。在此背景下，中央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两个覆盖”，而是更加突出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以“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⑤。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面对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新兴领域崛起的挑战，党的基层组织形态进行了怎样的创新?其内在的生成机理与运行逻辑是什么?对新兴领域党组织形态创新的研究，实质上是回应“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条件下，党如何创新其组织形态以巩固和加强领导”这一根本性的时代课题。为此，本文提出“网络化嵌入”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社会结构变革背景下组织形态创新的内在逻辑。基于对功能型、平台型与产业链党组织等案例的深度剖析，我们认为，网络化嵌入的本质，是从追求对物理空间全面覆盖的“刚性控制”，转向依托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进行战略布局；通过功能性连接、平台化运作和赋能式治理，实现对特定领域和群体的“柔性引领”与“间接治理”。本文还将深入阐释这一新模式的运作机制、治理效应及内在张力，为理解新时代党的组织形态变革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一、研究回溯与框架建构 (一)文献回顾 党的基层组织形态如何适应社会结构变迁，一直是党建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相关研究大致形成了三个鲜明的脉络。 一是组织延伸与“两个覆盖”的制度化路径。改革开放初期，随着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兴起，党建研究的重点议题是如何在这些新兴领域“建立”党组织，即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此阶段的研究聚焦于组织覆盖的制度供给、模式探索与成效评估，强调通过属地兜底、行业归口、派驻党建指导员等方式，推进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在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中的覆盖⑥。这一路径奠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框架，但其内在局限也日益凸显：重“建”轻“用”，重“量”轻“效”，组织悬浮化、边缘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回答“建了以后做什么”以及“如何跨越组织边界发挥作用”等深层问题⑦。 二是服务型党建与治理型党建的功能转向。为破解“建用脱节”的困境，研究视角开始从组织建制转向功能发挥，核心是回应组织的“有用性”之问。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成为核心话语，强调党组织应以服务党员、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来凝聚人心、获得合法性。这一逻辑进一步深化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张党组织应从传统的管理者转向现代治理的引领者，通过社区营造、社会联动、公共服务供给等方式，提升组织的吸引力与社会整合力⑧。然而，服务与治理逻辑若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平台承接，容易陷入“活动化、项目化”的表层化困境，即“活动热、议题冷”，难以触及深层的利益协调与规则制定，其作用的发挥高度依赖于特定情境与能动个体，缺乏可持续性⑨。 三是空间再造与网络化逻辑的兴起。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平台经济的崛起，空间与网络成为理解党的组织形态创新的新维度。一方面，以楼宇党建、园区党建、商圈党建为代表的实践，被视为一种“空间再造”策略，试图将“竖起来的社区”“散布的园区”等新型物理空间转化为组织锚点⑩。另一方面，“产业链党建”与“平台型治理”的耦合，展现出鲜明的网络化特征，强调通过构建“党建联盟”，将组织链与创新链、服务链、要素链同构映射，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工作体系，做到撒下去“千条线”、拉上来“一张网”(11)。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从“建—管—用”的线性路径，转向“嵌—联—效”的网络化思维，但在理论层面仍存在整合不足的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描述特定领域如楼宇、园区、产业链的党建创新，缺乏能够统摄这些多样化实践背后共性逻辑的整合性框架；对于“组织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制链条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评估的研究，仍显薄弱；对于创新实践中存在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平台治理与劳动者权益的深刻冲突、党建资源“选择性覆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尚不够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