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关键。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基层干部，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和成长条件，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帮助他们深入改进作风，提高发展经济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化解矛盾能力、带领群众能力，引导他们扎根基层、爱岗敬业、争创一流。”[1]对于处于基层治理一线的基层干部来说，治理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从党的建设来看，这不仅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被纳入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体化进程。大量的国家政策、项目、资金等被自上而下地输入农村后，需要依托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基层组织来组织实施或运用。基层干部便成为上述资源的执行者，他们所具备的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相关政策制度的理解力、精准解读力、有效执行力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力等要素，成为影响国家治理乡村和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应该说，基层干部的整体性治理能力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和乡村社会自我治理的治理绩效就高。同时，乡村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所引致的原子化、个体化和分散化等趋势，也在不断产生新的、更加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基层干部去解决。而无论是将资源落到实处并产生国家和社会共同预期的治理绩效，还是解决这个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而重塑乡村社会形貌，都需要基层干部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由此，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线主体，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便成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理解概念是研究的基础。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概念，指基层治理主体具备的可以对其面对的或所处的具体治理场域进行有效治理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应该是多维的、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目前，对基层治理能力的定义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从政党执政的角度看，基层治理能力被定义为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2]。从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基层治理能力被定义为经济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文化建设能力、政治领导能力及群众组织能力[3]。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基层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一种运用治理制度与各类资源管理乡村各类事务以达成政策目标、实现基层善治的能力[4]。基于此，从基层干部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出发，可以将基层治理能力分为认知力、理解力、组织力、执行力和创新力等基本内容。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构成基层治理的核心和主体。基层党组织在提升基层干部治理能力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学界对党组织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这一议题形成了三种解释视角。一是从治理主体出发，以素质培养提升治理能力。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核心功能，以提升基层干部这类“关键少数”的素质为抓手，具体可以从优化党员发展、提高“领头人”能力、加强基层干部培训等方面展开[5-6]，关键在于将基层干部的学习与培训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并通过考评与晋升机制实现从学习到实践的转化，最终通过政治引领与协同治理不断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此外，还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独特的协调作用[7]，不断完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健全多主体、多层次的基层治理人才支持体系[8]。二是从体制机制出发，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能力。实现基层善治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目标导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基层治理机制创新。这类机制将基层干部作为治理能力生产与提升的主要来源，强调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势能推动治理机制合法化，其本质是利用环境、组织、个体三个不同层面的机制创新，将经验与知识转化为主体内部动态能力[9-10]。三是从数字技术出发，以技术应用提升治理能力。数字技术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技术支持，数字赋能能够提升资源分配、社会动员、公共监督等方面的效率与精度，促进信息共享与部门协作[11]。然而，数字治理中的数据孤岛、信息不对称、治理鸿沟、资源错配与行动损耗等难题，严重制约了数字治理效能，需从价值引领、数字能力提升方面发力破除[12]。 以上三类解释视角虽把握住了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中理论与实践的丰富面向，但仍存在进一步丰富的研究空间。上述研究或是忽视了治理能力提升最终要落实到干部个体上才真正有效，将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等同于技术发展或机制建设；或是把握住了基层党委的核心地位与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关键作用，但没有对党建引领、干部培训、能力生成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难以有效解释“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中，对于较少有机会获得体系化机构培训的大量基层干部而言，党组织如何提升他们的基层治理能力”这一问题。综上所述，相关研究仍需要寻找新的理论视角以建立起主体与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学界所定义的基层治理能力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的内在潜能，能够通过大量经验与知识进行激活、强化和积累。无论是治理经验还是治理知识，都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学习是能力激活与积累的重要机制，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并非先天生成，其不仅依赖于“自我学习”，即在治理的实践中通过自我习得提高治理能力；也依赖于“他我学习”，即向其他干部学习，再经过治理实践从而不断转化成自身的治理能力。但是，从党的政治学习制度实践来看，大量基层干部很难有较多的机会进入党校以及各级职能部门建立的专题培训班进行学习，这就对身处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一线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升提出了挑战。并且，由于知识背景、职业经历、治理经验等的差异性，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在流动化、复杂化和原子化的农村社会开展有效治理，快速习得治理能力并进行本地化实践，也构成他们的内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