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干部培养一直是中国干部体制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干部的激励效应，而且关系到中国治理体系的运转效果。在中国纵向组织体系中，干部队伍的层级分布呈现出非常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越是基层，干部队伍越庞大。乡镇政权是基层政权，在侧重基层的选人用人导向下，乡镇逐渐成为年轻人进入干部体制的重要入口。尤其是近十年来，大中专毕业生通过各种渠道(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考试、选调生、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进入乡镇，极大地充实了乡镇干部队伍，提高了乡镇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的程度。然而，与乡镇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相伴而来的还有时常见诸媒体的年轻干部适应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乡镇留不住人”的社会焦虑。在国家权力不断下沉的背景下，乡镇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增加，向年轻干部“压担子”是乡镇的普遍做法，这进一步增加了乡镇年轻干部适应乡镇工作的难度。乡镇年轻干部要么身兼数职、疲惫不堪，要么“躺平”。对此，当前普遍思路是强化年轻干部的晋升激励，优先提拔乡镇年轻干部。从现实来看，面向个体的晋升激励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乡镇干部的积极性，但如果激励对象缺乏适配的工作能力，体制层面的晋升流动可能脱嵌于个人能力的成长节奏，这反而有损于乡镇整体治理效能。乡镇政权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年轻干部的工作适应状态不能简单归结为自上而下的晋升激励效应，还依赖于乡镇的干部培养。 党管干部是中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对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①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从干部晋升的角度探究干部成长逻辑。干部的成长路径是其个人能力和经验的体现。个人的自我提升以及根据环境而采取适应性的发展策略是领导干部个人成长的规律性特征，具有跨越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普遍性②。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素质结构呈现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特征，如何在坚持“德才兼备”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实务操作能力，是当前干部队伍建设中需要平衡的重要课题。如果回到中国干部培养的制度场景将发现，实务能力是在培养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培养对象进行组织培养，组织培养是仕途晋升的“中介变量”，由此形成了“培养式选拔”的晋升模式③。基于1983-2012年全国1563位省委常委的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党的干部选任具有非常显著的能力取向。此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质量和治理水平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④。还有研究者以县委书记为对象，从职业经历的视角研究优秀地方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发现基层成长的县委书记更可能成为优秀县委书记，因此，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应注重基层导向，优化基层干部的职业路径⑤。虽然能力和关系对于县委书记的晋升速度均有正向影响，但能力逻辑的效应大于关系逻辑⑥。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中国干部成长路径的分析主要指向官员晋升的问题意识。虽然研究者强调了能力对于干部选拔和晋升的重要性，然而，囿于官员晋升的问题意识，能力主要是一种自变量而非因变量。干部如何成长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晋升激励问题，且其成长路径主要由系列岗位标定，而对于这些外在的岗位何以增进干部的能力，依然缺乏相对充分的研究。此外，在研究范式上，既有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侧重于对干部在不同层次晋升流动因素的宏观分析，对于干部如何培养锻炼进而成长的微观过程缺乏充分研究，尤其是较少关注最基层的乡镇政权对于干部成长的具体作用。究其根源，上述研究取向依然秉持的是自上而下的结构视角，相对忽视了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成长逻辑。在结构视角下，干部内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为外在的任职履历。若立足干部成长逻辑来看，能力培养并不能仅体现为外在的任职履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干部成长的内在动力。 在韦伯式科层组织中，组织成员遵循着既定角色规范，组织运作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然而，中国政府组织有别于韦伯的科层制组织模型，且韦伯式科层制组织也非中国政府组织发展的终点。事实上，中国党政体制兼有科层制组织与干部制组织的属性⑦。如果说科层制组织具有事本主义的制度化取向，那么干部制组织则更关注人的动机、认同和使命，将组织成员视为具有政治觉悟的能动主体。当然，在党政体制的纵向组织结构中，科层制与干部制的权重存在差异。对于乡镇政权而言，其体制性位置限制了科层制组织的发育程度，呈现出更强的干部制组织色彩，比较充分地包容了乡镇干部的成长空间。事实上，处于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乡镇干部晋升面临着“科级天花板”的现实梗阻，政治晋升无法成为多数人的持久预期⑧。尽管如此，处于体制末端的乡镇政权依然呈现了极大的活力。 可见，晋升激励预期不足以引领干部的成长路径，而能力培养并不必然以政治晋升为归宿。从现实来看，乡镇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将差异化的个体凝聚为一个整体协同的单位，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整体性与个人成长的差异性存在着一定张力。在个体层面，这种张力集中体现为成长过程中的“动力—能力”的复杂交互关系，由此产生的波动凸显了组织培养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这些始终徘徊在乡镇层次的干部如何展开其职业生涯?在晋升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为何成长，如何成长?笔者认为，只有充分理解这些在晋升体制中相对沉寂群体的成长逻辑和工作心态，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干部体制运行的完整逻辑。为此，本文将立足乡镇组织结构，基于个人成长与组织培养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乡镇干部成长的路径与机制，进而为理解乡镇治理活力提供一个内生的视角。本文尤其关注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对于干部成长的独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