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看，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由人类文明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新形态组合而成的。其中，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以下简称“法治文明新形态”)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具体表现，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法治文明。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涉及各方面、各领域，党对法治的领导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提炼出一个命题：党对法治的领导创造了法治文明新形态。换言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源于党对法治的领导。 这个命题旨在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在党对法治的领导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更加具体地说，法治文明新形态到底“新”在何处?党对法治的领导如何为法治文明新形态赋予“新”意?党对法治的领导如何创造了法治文明新形态?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解释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又可以阐明党对法治的领导对人类法治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回顾中外历史可以发现，在各种各样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已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法治文明形态，各种法治文明形态都有它的生成机理。同样，党领导创造的法治文明新形态也有它的生成机理。由于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是在党的领导下生成的，因而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领导法治，将从根本上决定它所领导的这种法治文明形态的新意所在。为了从党的领导角度解释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有必要搭建一个复合型的解释框架，这个解释框架赖以搭建的梁柱，主要有三对范畴，分别是“质”与“量”、“时”与“空”、“经”与“权”。 一、从党的领导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质”与“量” 在党的领导下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它的新意，首先可以通过“质”与“量”这一对范畴来考察。质是本质、性质，量是体量、数量。一个事物的质与量相当于一个人的灵魂与躯体。分别考察一个事物的质与量，可以有效地呈现这个事物的面貌。一种法治文明形态的新颖之处，也可以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来追问：它在本质上有何新意?它在体量上有何新意?一方面，任何一种法治文明形态，在本质方面都是有要求的。譬如，纳粹德国实施的所谓“法治”，由于其本质败坏，即使有一些所谓“新意”或“新元素”，也不足以成就一种新形态的法治文明，它甚至都配不上“文明”或“法治文明”这样的概念。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法治文明形态，都不能体量太小。如果没有足够的体量——譬如像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的那种荒岛上生成的“法治”，即使它的内容可能是新的，也不足以生成一种法治文明形态。当然，鲁滨逊寄居的荒岛仅仅是一个假设，但这种极端情况有助于阐明，一种法治文明形态的生成需要一定的体量，在体量方面是有要求的。 从质的方面看，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具有浓厚的德性本质，相对于既有的法治文明形态，它展示了一种新的法治本质。从量的方面看，当代中国生成的法治文明新形态拥有超大体量，相对于既有的法治文明形态，它展示了一种新的法治体量。不过，归根结底，当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新形态是在党的领导下生成的，是党的领导从质与量两个方面造就了当代中国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德性本质与超大体量。进一步看，这种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德性本质与超大体量，又分别源于党的先锋队性质与超大规模。 (一)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法治的德性本质 党章的第一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可见，先锋队是党的自我定位，它不仅是党在当下的自我定位，而且是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开始，党在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自我定位。从思想渊源来说，党的先锋队性质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与生俱来的性质。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先锋队概念。他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②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法国，在由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者组成的群体中，无产阶级是这个群体的先锋队。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对先锋队又有新的界定。他说：“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这样一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③。马克思在此所说的先锋队，专指无产阶级内部的“秘密团体”。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④接下来，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