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①规划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工具，在国家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0多年来，我国朝着既定目标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②，推动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实属奇迹。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核心密码深嵌于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及其实践之中。 一、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生成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一套旨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规划的思想奠基 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引发资本无序竞争，造成了社会失序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计划与规划的作用，强调在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应自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生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以一种分散的方式或者说以一种无政府的方式组织已经社会化的大生产，这使得生产过程以一种盲目的、自发的方式运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比例关系经常性失调，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③这种经常性失调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当这种对立愈发尖锐，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作的失灵。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无政府状态作出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整体规划，即由自发的、盲目的生产方式向自觉的、有组织的生产方式迈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④要消灭这种无政府状态，进而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必须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和消费。“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公有制和规划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构成，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规避资本的无序竞争，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竞争导致的两极分化，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规划的相关论述，为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生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运用规划工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 2.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文化滋养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而独立生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之所以能成为指导中国规划实践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植根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沃土，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受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伦理道德等的滋养。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深刻影响着中国规划实践的顶层设计和推进方式。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不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简单复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治理智慧进行淬炼、升华与体系化重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⑦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历史养料的思想精华。一是“国之大者”的整体性思维。“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荀子·王霸篇》)，意指治国是极为重大的事，必须慎重选择正确的治国策略。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将“国之大者”发展为全国一盘棋思想和系统观念，强调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战略性规划。二是“民惟邦本”的价值立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意指以百姓为立国根本，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将“民惟邦本”深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此来指导规划。三是“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战略视野。“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意指不能为国家进行长远谋划的人，也看不到眼前的问题；不能从全局的角度去谋划的人，在细节上也处理不好。这种长远眼光和全局视野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精髓，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中强烈的战略思维和风险防控意识。四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朴素规划观。“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礼记·中庸》)，意指做任何事情，事先准备就可能成功，没有准备就可能失败，后被引申为计划制定的核心原则。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将其从朴素的经验智慧升华为系统的制度实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⑧“自古以来，中国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整体性、延续性的历史视野审视历史、反思当下、规划未来”⑨。以上这些治理智慧都体现了规划的基本要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文化渊源。这些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中得到深刻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规划观烙上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记。可见，中国共产党规划观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在治国理政中的充分反映与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