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是当前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个体逐渐从原有的宗族网络和亲属关系中“脱嵌”,转而倾向于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集体行动模式。这种行动模式的转变削弱了村庄的内生凝聚力,致使农村环境治理效能在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出现明显差距。实际上,普通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行为培育的过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民的主体参与已从单纯的角色功能定位转向治理效能的提升。①因此,如何将分散、理性化的农民再组织起来,深度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进而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效能,是兼具理论与现实价值的议题。在农村环境治理场域中,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关系不仅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更关键的是能为环境治理提供稳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村干部这一中间层行动者的主体实践出发,关注其对推动普通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中介作用,从而为破解环境治理实践中的“公众参与悖论”以及“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是根植于乡村社会场域的一种生成性实践,不仅受个体因素、社会规范和基层组织等因素的影响,也是在“投资—利益”逻辑下作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②因此,考察普通农民的参与行为,应更多地回归到实践场域中。村干部作为连接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社会的“中间枢纽”,其行为逻辑和作用效能直接影响着农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③既有研究围绕村干部动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一方面着重强调村干部作为基层政权“代理人”的职能,另一方面突出其作为乡村社会“当家人”的动员能力。 早期研究主要嵌入“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中,将村干部简化为政策执行的媒介或国家权力的延伸部分,着重关注考核机制与资源分配情况,聚焦“自上而下”的治理链条,分析村干部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但此类研究过于注重体制约束,相对忽略了村干部在政策与村庄实际情况脱节时的调适能力,难以捕捉乡村环境治理中村干部角色的复杂性与能动性。 此外,有部分研究者进一步观察到,乡村熟人社会所蕴藏的社会资本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存在较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在这一视角下,村干部作为乡村的“当家人”,其个人威望和关系网络是解决环境治理实践中农民参与困境的关键要素。④私人关系是村干部在治理资源极其有限的背景下,用来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主要资源。⑤农民基于对地方性关系的认同和情感认同,会逐渐从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⑥人情、面子机制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激励约束机制,⑦则被村干部用来塑造农民的环境行为和维护村庄环境治理秩序。此类研究充分呈现了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的策略性实践,但相对忽略了行政压力对其的约束作用。当上级环境考核指标与村民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村干部又该如何平衡两者,现有研究并未对此给出清晰的答案。 综上所述,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农村环境治理中村干部角色的理解,但仍未充分整合其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角色。实际上,农村环境治理的效能并非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强力管控,而在于激发基层行动者的创造性潜能,逐渐培养农民对环境秩序的自我约束能力。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村干部在推动农民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多元角色作用。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微观实践智慧与策略性行动则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益的视角,⑨村干部不只是简单的政策传递者,而是能够通过资源整合与情境调适,实现国家环境治理目标与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有效衔接。⑩笔者在对案例村庄开展田野调查时发现,在具体的环境治理实践中,村干部并非单纯地“上传下达”,而是基于地方结构的特殊性与环境治理的复杂性,通过意义建构、网络联结与知识转换,不断重塑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情境条件与可能路径。基于此,研究尝试通过“过程—事件”分析的策略,分析村干部动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以期深化对农村环境治理复杂性的认识,也为村干部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二)“权威—资源—情境”: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关联性分析框架 治理场域不仅形塑行动主体的决策空间,也为主体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框架。在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村干部动员村民参与的策略性行为,本质上是基于所处的乡村社会情境进行的能动性实践。研究通过分析案例村庄不同的环境治理阶段中三位村干部的主体性实践,尝试构建“权威建构—资源动员—情境转化”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厘清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一步揭示村干部促进普通农民实质性参与的整体性社会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权威建构—资源动员—情境转化”关联性分析框架 在此框架下,村干部并非被动的政策执行者或利益协调者,而是作为环境治理意义的建构者、多元行动的联结者与地方知识的转化者,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持续重塑治理逻辑与社会关系。为了更清晰地揭示普通农民参与环境治理动态变化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将农民参与状态划分为被动性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其中,实质性参与指普通村民能够通过制度化与组织化的渠道,参与环境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并且能够对环境治理的成效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