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通常伴随着技术体系的全面革新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化渗透。当前我国处于发展范式转换的关键期，面临增长动能重塑、产业结构优化与碳减排协同推进等多重挑战。作为具有交叉融合和系统整合能力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正展现出“推动产业革新、提升治理效能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1]。为顺应这一趋势并加快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务院于2025年8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在“人工智能+”治理能力方面，围绕多要素生态环境系统和全国碳市场，提升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测预测、模拟推演、问题处置等能力，推动构建智能协同的精准治理模式①。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斐然。资源节约与能源高效利用制度基本确立，环境友好型发展框架初步成型，修复治理与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但目前，我国在智能技术助力高品质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瓶颈。2022年，生态环境部相关行动方案要求强化科技支撑，构建涵盖污染成因机理、监测预报、精准溯源、深度治理、智慧监管和科学评估的全过程科技支撑体系②。2023年，生态环境部在《求是》发文指出，要“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4]。2025年4月，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生态文明分论坛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治理需求深度融合，破解生态环境动态感知、智能决策和跨系统协同治理难题③。2025年10月出台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及其相关解读指出，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仍面临监测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④、监测数据质量保障亟待强化等突出问题[5]。这表明，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仍需在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监测预警、污染成因溯源、智能决策支持等方面持续加强能力建设。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3]。这一重要论断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高度，为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应用指明了方向，并为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学界围绕人工智能对生态环境治理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探讨人工智能对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推动、对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促进生态环境治理行政成本降低[1，6-7]等；二是关注人工智能在不同环境治理场域中的应用，如用机器学习方法监测水环境、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对土壤进行监测[8-10]等。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视角出发，将“技术—制度”互构引入分析框架，阐明人工智能驱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的作用机理，揭示数据要素流动、技术供给能力、人才结构失衡和算法偏见等关键因素的作用逻辑，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路径。 一、技术与制度互构：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阐释 “制度结构技术，也被技术所结构。”[11]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技术与制度互构的提出，源于在跨文化情境下对传统数字调试制度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与延展[12]。技术与制度的互构，可视为二者相互交织、彼此塑造、共同影响乃至定制对方的过程[13]，这一过程推动治理体系调整与治理效能提升。 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提供工具与操作路径，成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影响早已超出经济领域，深刻渗透到社会治理之中。传统环境决策多依赖已有信息资料、经验和规律对环境演化趋势作出推断，其基于经验与直觉的认知方式在复杂情境下易受信息不完备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而决策精度仍有提升空间[14]。而数字技术则为其提供了具体载体与操作工具。通过环境信息平台、在线监测网络、预警与应急指挥系统等数字化应用，生态环境治理中关于信息公开、执法监管、风险防控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被重构为可量化、可监督、可问责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制度层面的细化与优化。需要指出的是，智能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并非单纯依循“技术决定论”，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和治理需求的引领下，通过数据资源集成利用、数据治理理念引入和智能治理工具应用，为生态环境治理规则体系与运行机制的调整提供新的工具与可能性。随着这些制度性调整在实践中落地实施，技术应用的效果评估与问题暴露又会反向进入制度修订环节，推动制度规则的优化与完善，从而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持续互构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渐进式变革与升级。 另一方面，制度安排并非被动适应技术变迁，而是通过法律规制、政策导向、标准规范等方式，对智能技术的研发方向、应用边界和风险控制等提出刚性要求，反向优化技术的发展路径。如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对空天地海一体化感知和人工智能监测等技术应用进行方向引导和边界约束，保障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推动构建智能协同的精准治理模式⑤。这些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塑造了数字技术进入环境治理领域的制度环境，并通过对目标取向、应用场景和风险边界的预设，引导后续技术的研发方向和应用路径，促使技术进步在制度约束下展开新一轮调整与迭代。 现阶段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在于技术变迁与制度变革相互嵌套、相互强化所产生的协同效应，而非由单一的技术变迁或制度变革所致。在这一意义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体现为：技术发展的方向、功能配置与应用场景在制度安排的塑形之下被选择和限定，同时又通过将权责结构、程序规则等“写入”算法与平台之中，反过来改造既有制度的运行方式。其治理成效有赖于技术进步与制度调整之间的适配程度以及二者在治理实践中的协同互动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