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从而引发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何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新挑战。而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由于绿色创新具有正外部性，企业积极性不足。因此，政府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实施绿色创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中共中央，2025)。为实现低碳转型，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起推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并分别在2012、2017年扩大试点城市范围。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低碳产业、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措施，有针对性地诱发企业绿色创新，从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探索新路径。然而由于缺乏数字技术支持，低碳城市试点可能会导致企业展开策略性绿色创新，并不能有效减污降碳，反而引发企业的“专利泡沫”现象(王磊、叶成英、汤学良，202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石，“宽带中国”试点通过构建先进、广泛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为加快低碳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数字技术支撑。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并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展了三轮试点，共产生了119个示范城市。“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旨在通过加快集成互联的网络基础信息设施建设，促进各区域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推动绿色创新，引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导致电力消耗量不断增长，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增加，挤占了绿色转型所需的资源(史丹，2022)。可以看出，单一的政策工具难以应对绿色低碳转型这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优化组合。《“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强调，“深入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有效结合，能有效促进数字化引领绿色化、绿色化带动数字化，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郭秋秋、马晓钰，2023)。但在实践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高耗能以及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数字技术融合不足等问题，制约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步伐(孙博文、杨霄斐、苏鑫，2025)。由此引发思考，“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政策(以下简称“双试点政策”)是否更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 学术界围绕“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试点单一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展开了研究。一是“宽带中国”战略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Guo et al.，2024)，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提高城市绿色创新，进而推动绿色经济转型(辛大楞、彭志远，2023)；另一方面，“宽带中国”战略通过提升地区绿色金融水平和科技金融水平促进地区绿色创新，并对周边地区发挥带动作用(Luo et al.，2023)。二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低碳城市试点通过提升居民低碳素养(李爽、王劲文，2023)，增强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继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肖仁桥等，2023)。进一步研究发现，“宽带中国”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能发挥绿色创新效应(韩先锋等，2024)，低碳城市试点和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缓解低碳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李楠博、孙弘远，2024)。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从人才集聚、绿色金融等角度对“宽带中国”或低碳城市试点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制度设计在实施中往往交叉融合，若仅从单一视角分析政策效应，可能导致结果偏差，且与国家目前强化政策统筹、协同发力的现实需求不相符合(韩先锋等，2024)。事实上，“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实践，但单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挑战。例如，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低碳城市试点可能会导致企业展开策略性绿色创新；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会导致资源消耗增加，挤占绿色创新所需的资源。根据协同效应理论可知，“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试点在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桎梏时具有互补性，“宽带中国”战略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引领城市向更高效环保的方向发展，两者极易引发政策的叠加效应。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宽带中国”或低碳城市试点单一政策的作用效果展开，从耦合协同的视角探究二者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研究尤为不足。尽管已经有文献从政策协同视角分析如何驱动绿色创新，但尚未揭示双试点政策在绿色创新发展中所发挥的协调作用，而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探究双试点政策协同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框架。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资源(Wernerfelt，1984)，双试点政策则为企业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地，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政策作用传导的重要外部机制。研究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可通过舆论促使政府强化监管执法，并借助绿色消费与投资者ESG偏好施加市场压力，从而放大政策信号并改变企业所处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影响其资源获取能力与绿色创新动机。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源本身并不必然转化为创新优势，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力同样关键。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能否将外部政策提供的资源转化为实质性创新成果，依赖其识别、吸收与重构资源的能力(苏禹心、方炜，2025)。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整合能力，它不仅是企业将双试点政策提供的资源有效结合的核心动力，也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能否积极响应试点政策开展绿色创新还会受到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以下问题以缩小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双试点政策能否发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双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公众环境关注度和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双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