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发展理论史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经典理论认为，环境退化与人均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在较低收入阶段环境压力通常随经济增长加剧，而在较高收入阶段，伴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规制强化，部分污染指标可能转为下降，从而呈现倒U型轨迹(Grossman & Krueger，1991)。这种理论预设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注脚，也导致许多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误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未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基本内核，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价值取向，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为系统思维，以“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法治保障，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框架。其理论创新在于实现了三个超越：一是超越了西方环境经济学将生态保护视为经济负担的狭隘视角，将生态环境保护定位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立的理论预设，揭示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三是超越了局部治理的碎片化思维，形成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生态文明治理观。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彻底性，使得中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一场深刻的绿色革命。 新时代的中国，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突破了传统工业化理论的线性演进模式，通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依托跨越式发展、创新驱动和系统思维的多重逻辑重构，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绿色发展道路。“十四五”时期，中国展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的“五化同步”的发展奇迹。通过“并联式”发展避免了重蹈“串联式”发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绿色生产力观，将绿色发展纳入经济增长函数的核心位置，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因此，相较于主要关注资本、劳动投入与技术进步但忽视生态约束的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基准设定而言，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强调以“创新”和“绿色发展”为导向，通过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中的绿色含量，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逐步相对“脱钩”。 不单如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十四五”时期的全面实践，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实现了质的飞跃，更深层次的实践价值在于中国通过“两山论”建立了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各地探索建立的“生态银行”搭建了资源变资产的桥梁(秦涛等，2025)，“碳普惠”机制激励了全民践行绿色生活①，一系列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创新在中华大地深化落地。这些探索系统性地将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美丽的风景这些曾经的“无价之宝”量化、转化、市场化，让守护“好风景”的各方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从而为绿色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从全球视野看，“十四五”时期，中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②。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提供了新思路。近年来，中国的绿色发展已经从多个维度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有益启示和重要补充，为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郇庆治，2025)。例如，中国的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路径，贡献了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些实践成果证明，中国绿色发展模式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 基于这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创新与丰富的实践探索，本文梳理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十四五”时期中国绿色发展所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成就，总结了所积累的经验与启示。立足新的历史起点，面向“十五五”这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要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为指引，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纽带，以“绿、智、韧”深度融合为核心，聚焦“双碳”目标牵引，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创新政策保障机制以及深化全球环境治理合作等关键领域实现战略性、体系性突破，从而为全面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画卷奠定更为坚实的绿色根基。 二、“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十四五”时期，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实现了从重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向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跨越式转变。这一时期，中国沿着党的二十大所确立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路径，通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利器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使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不可动摇的基本逻辑和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