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最早发轫于一种基于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其最初愿景是促成所有人有机会接受到正义、平等和人权的教育。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复杂变幻，不同文化主体之间产生更紧密、更高频率的碰撞。全球教育最初秉持的“促进世界秩序及和平福祉”的价值观，目前正面临来自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新形式的部落主义、仇外民粹主义、全球主义以及全球霸权主义的多重挑战，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形成相互博弈的局面，这些都尖锐地向全球教育的民主性准则和世界主义思想提出挑战。由此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教育的确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且其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力量角逐的场域。[1]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全球教育意识形态问题是回应全球化现实必要且紧迫的课题。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指导着全球教育的具体实践，将目光聚焦于民族国家这一全球教育行为体，将更有利于找到分析全球教育意识形态问题的着力点，其中尤其以芬兰全球教育表现出来的显著意识形态面貌引人瞩目。受早期理想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驱动，芬兰在20世纪70年代便将人权与和平体现在不同民族语言教学的国家课程中，积极展示着早期国际社会饱含理想的全球教育样态。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加速，新自由主义对最初的世界主义全球教育造成猛烈冲击，而芬兰实践正是在该趋势下全球教育意识形态的缩影。此外，传统上的芬兰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同质国家，强烈的“芬兰特性”(Finnishness)造就芬兰全球教育特有的民族文化特点，来自民族主义的挑战促使芬兰的全球教育进程显示出更加明显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因此，芬兰作为探究全球与地方、民族与世界、伦理正义与工具主义张力平衡点的实践样本，以小见大，可以为其他民族国家实施全球教育面临的意识形态共性问题提供有益参考。同时，全球教育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关系探讨，也可为全球化时代审视与重构全球教育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导向。 一、芬兰全球教育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 全球教育历史轨迹背后是意识形态的长期推动与操纵，芬兰全球教育的意识形态整体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芬兰秉持全球伦理的世界主义原则奠定其全球教育进程的开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芬兰全球教育将精力更加聚焦于欧洲的共同发展；21世纪初至今，芬兰则热衷于追求基于全球教育品牌声誉的角色构建。概观芬兰全球教育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在整体视野中把握芬兰全球教育的价值倾向和发展态势的关键。 (一)全球伦理纳入芬兰国民教育体系(20世纪70-80年代) 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全球伦理为核心要素的全球教育概念逐渐在芬兰形成与发展起来，并将世界主义原则作为全球教育的行动纲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进和平”成为联合国(United Nations)及其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的行动核心之一，并多次在其教育文件中强调在全球教育方面采取国际主义观点，超越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2]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文本持续强调，教育是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关键工具。基于此，芬兰首次提出关于全球教育内涵和发展的初步计划，并成为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修订国家课程的价值参照。[3]此外，20世纪70年代芬兰社会变革引发“团结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塑造全球教育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芬兰在这一政治活动中积极倡导国际团结，强调教育应引导公民形成和平的价值观与尊重他人的态度。至此，“全球伦理”开始成为20世纪70-80年代芬兰全球教育领域的价值引领与实践指南。 在这一时期，芬兰宣布正式将“全球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综合学校开始在课程中引入国际人权、正义和平、全球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等全球教育主题。更重要的是，芬兰是欧洲唯一一个将全球教育作为跨领域、跨学科的教育内容，系统融入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国家。2013年，芬兰全球教育的课程设计师丽萨·耶斯凯莱宁(Liisa Jääskeläinen)指出，“全球化对芬兰的课程设计产生重大影响”[4]。这一举措为现如今芬兰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开阔的全球化视野奠定重要根基。芬兰教育与文化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在最新的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以及教育项目中，将国际安全、全球生态、人类文明等主题加以重新调整，使其符合当代全球化现实发展。此外，虽然全球教育这门课程的评估难度比其他学科更大，但芬兰的基础教育学校仍然将全球伦理体现在课程与教科书内，并给予教育者在教学时一定的自主权。[5] (二)全球教育向欧洲共同利益靠拢(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