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白璧德派新人文主义”思潮(以下简称“新人文主义”)在美国形成，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其代表人物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保罗·莫尔(Paul Elmer More)和薛尔曼(Stuart Pratt Sherman)等。新人文主义上承柏克(Edmund Burke)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余绪，下启20世纪下半叶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至21世纪初，其发展已历四代：第一代的核心是白璧德，第二代的代表是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和彼得·史丹利斯(Peter Stanlis)，第三代的核心是克莱斯·瑞恩(Claes Ryn)，第四代的代表是迈克尔·费德里希(Michael P.Federici)和瑞安·霍尔斯顿(Ryan Holston)等。[1]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面与杜威(John Dewey)的进步主义思想相对立，其精神领袖白璧德对杜威教育思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张源在其名作《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中指出，白璧德是一名自由主义右翼人士，他对杜威的批评，是自由主义右翼对自由主义左翼的批评。[2]对此观点，我们深以为然，换言之，“白(璧德)杜(威)之争”实际上是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内斗。杨劼进一步指出，白璧德一生的问题意识都是反对“没有约束的现代性”[3]。杨劼借用了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提出的“没有约束的现代性”的概念，但他并不认同沃格林对灵知主义(Gnosticism)式“没有约束”的担忧。杨劼“扬”白璧德而“抑”沃格林，认为“沃格林仍然持西方传统的基督教观点，而白璧德则更具开放性的世界性视野”[4]。我们赞同“没有约束的现代性”的提法，认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自有其价值，但问题并不比其批评的对象少。 一、批评发生的时代背景：进步主义的兴起 白璧德家族几代人的经历折射了美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变迁。白璧德的祖先是17世纪中叶从英国移民到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然而其父亲背叛了家族的宗教传统，痛斥老式的清教规范，崇尚投机式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全身心致力于追逐“美国梦”，曾从事过教师、医生等职业，还兼具发明家、商人和作家等身份，家庭经济频繁出现危机。白璧德生于美国南北战争末期的1865年，逝于美国“大萧条”期间的1933年，与杜威一样，亲身经历了美国和世界的古今之变。白璧德不喜欢其父亲的生活方式，更亲近其祖父的清教传统。[5]白璧德父亲的生活方式映照了美国宗教传统在现代性冲击下的世俗化转向，而进步主义思潮则在此消彼长间逐渐扩大其影响力。进步主义相信人的理性和进步是至高无上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则处于清教老传统与进步主义新思潮的夹缝之中。 二、对杜威的批评 白璧德批评杜威教育思想中的性善论是一种情感主义和浪漫主义，批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 杜威在其1909年出版的《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提到：“儿童天生有一种给予、行动、服务的自然欲望。”[6]针对这个命题，白璧德批评道：“现在的趋势是为了‘理想’抛弃标准，而时下理解的理想不承认(纵然承认也远不尽人意)人类需要按照与物理法则迥然有别的自身法则来规训自己。假如人们确信约翰·杜威教授的观点，即成长中的儿童将自发显示出服务的意愿，人们也许会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这种理想主义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把这自发性视为浪漫主义的神话，则不得不给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直在纵容杜威教授一类的人物对我们的教育发挥影响，这种影响总体上等于一场民族灾难。”[7] 这是对杜威教育观的哲学基础“性善论”的批评。杜威主张，人性是善的。基于此，他认为，在教育上，应尊重和利用人的本能、欲望和兴趣。相应地，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性的反省和制约。白璧德认为，杜威的“性善论”忽视了人性中的“老亚当”，即忽视了人性的恶，从而在教育上轻视了“内在制约”(inner check)的训练。白璧德指出，杜威的“性善论”起自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人性论上的情感主义或“浪漫主义神话”。 杜威教育观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它也是白璧德重点批评的对象。 在哲学上“一”与“多”的对立中，实用主义推崇现象上的“多”，相对忽视了本体上的“一”。白璧德说：“我并不反对实用主义者们对经验和实际结果的追求，而是想和他们探讨一下这种做法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对一(the one)的感觉不够充分，所以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经验，并分清什么是判断，什么只是一时的印象。”[8]因而，“实用主义者主要强调的是外在的工作”[9]。在本体论上，“实用主义者并不认为真理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他在行进过程中制造自己的真理，换言之，他认为，在他的普通自我看来有用或可爱的东西就是真的”[10]。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通过“更高自我”(higher self)来制约普通自我，即以“一”制约“多”。“与形形色色的扩张主义者们相反，我坚持认为，使人之为人并最终具有神性的乃是一种意志品质，相对于人之‘普通自我’，此种意志表现为一种‘制约意志’。”[11]克莱斯·瑞恩认为，这句话可作为白璧德学说的总结。[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