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应停留于学术立场的宣称，而应转化为一场自觉且持续的学术集体行动。它要求教育学者超越对外来范式的依附，以深沉且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与现实关切，从当代中国教育的变革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的交互生成。“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绵延近三十年的创建历程，可视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内生建构”的一个要例。其持续推进和稳健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应是书斋里凭空构画的空文，也不可能是速成催生的急就章；而是教育学人自觉担当，并在当今教育变革实践中长期、深度扎实研究的产物。 一、缘起：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生建构与本土学派的自觉探索 提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命题，意在引发一场教育学界的思想动员与立场转向。之所以不可用大轰式、大哄式的运动或工程化操作来实现，究其依据主要有二。 一是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在中国是“后发外生”的。可以说，“中外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遗留的“世纪难题”[1]，而且至今仍未彻底解决。作为一门“舶来学科”，受“急用”心态和“引进”速成机制的影响，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深深烙上了“舶来”的印记。这不仅导致教育学学科建设在源头上的文化主体性缺失，更在实践中造成双重“失语”：既缺乏用源自本土实践的概念和叙事来清晰表达本土经验的能力，也难以形成有效解释和引领中国复杂教育变革的原创思想。学科自主意识被模糊，教育学陷入“在中国”却难说“属中国”的尴尬境地。 二是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从一种深沉的历史诉求转化为明确的学术使命后，一种新的倾向逐渐开始蔓延：在迅速响应的惯性带动下，这一宏大任务被简单化约为一系列具体工程；需要长期探索、逐渐积淀生成的自主知识体系被转化成一系列表层话语，理论创新的核心反而遭到遮蔽。一个需要在学术上实现系统转型的严肃议题，在短时间的喧嚣中陷入话语的内卷与内核的虚化。 探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生建构，在我们①看来，本质上是追问：中国教育理论如何从自身文化土壤与教育实践中实现内生的问题。“内生”意味着这种建构不是靠对外部理论的移植或诠释完成，而是必须有一个扎根本土文化传统和教育改革实践的过程；“建构”则重在强调理论主体的自觉：坚持理论生成直面本国教育问题，在绵长的文明传承与当代转型中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主张理论主体通过持续研究，提炼、生成概念，形成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系统理论；要求理论研究者以“合作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在共同参与变革教育的过程中创生新知识；坚持学术共生体以久久为功的深耕，在批判、反思与重建的螺旋式上升中，让自主性概念、话语和理论，在持续碰撞、缠绕与化生中，逐渐凝结生成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可以作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内生建构的一种可行方案。学派自20世纪末萌发，于2004年公开明确提出创建目标，其理论研究并非始于对既有学说的演绎，而是始终与中国真实、复杂的教育变革现场保持着交融与共生。无论是代表其核心理论主张的“生命·实践”教育学的12信条，[2]还是对“教育是什么”的中国式回答——“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都是在数十年扎根教育变革实践中，对教育真问题的持续探讨与理论提炼。在此过程中，一系列从实践变革中生发且能精准把握实践机理、有效引领实践走向深化的概念与话语，因其与教育生活内在的亲和性与解释力而广为传播。例如，呼吁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明确提出将“班级建设”作为与课堂教学改革并列的独立研究领域与核心实践议题；强调学科教学“育人价值”的深度开发；倡导“成事成人”的学校变革价值观与“成己成人”的教师发展观……这些都是从中国教育改革研究的热土深处生长出来的、带着生命温度与实践力量的理论成果。它们在持续的变革实践中被淬炼、修正与系统化，最终融入“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理论肌体，鲜活地诠释了理论在与实践双向滋养、交互生成中内生建构的历程。正是这一“创学派”的主动筹划和学术共生体的协同努力亲历成就，以及成人成事的真实变化，使我们坚信：当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必须，而且可能。我们有必要认真回顾、研究、总结、提炼这一相对完整的学派创建之路，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生建构，做出富有参考、启发和推进价值的贡献，这是我们当代教育学者应尽的学术责任。 二、基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面世之前的学术更新与研究积淀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正式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大时代，中国教育学人持续自我更新，明晰中国教育学需建立“双重内立场”②，进而扎根中国大地，会通诸学资源，通过理论、实践与研究的多重交互，在数十年学术更新与研究积淀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其公开面世前的已有基础至少有三：思维转型及其带来的可见层面上的理论体系整体更新；明确的“学科自我意识”和在“上天入地”的持续力行中，炼就理论与实践交互构建的学术研究能力；水到渠成的“中国原创”自觉与“多重命脉”的当代会通。 (一)思维转型与教育理论体系的整体更新 此处所述思维转型与理论体系更新有两次：一次在改革开放初期，主动吸收、运用外来的系统论，对教育基本理论体系进行系统转型；一次在世纪之交，主动深度介入学校整体变革的实践研究，体悟、学习和运用复杂思维，推进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内领域——“教育活动型存在”③——的当代变革实践研究，与此同时，对教育研究方法论做专题、系统探究，扎实推进教育学的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