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论道》主要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194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南正路正式出版发行。《论道》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道”“式”和“能”。其中，“式”和“能”大致分别对应英文中的“form”“potentiality”(或“stuff”)，亦可与朱熹哲学体系中的“理”“气”相对照。金岳霖曾指出，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等，“这些字本身——因为宗教，因为历史，因为先圣遗说深中于人心，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世果衰道果微，至少有一情形，而这情形就是人们对于这些字减少了景仰之心”[1]796。在《论道》中，他认为：“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2]16根据《论道》第一章“道，式—能”中的文本结构，前面五句话从肯定方面概述了“有”(being)，依次为： 一·一 道是式—能 一·二 道有“有”，曰式曰能 一·三 有能 一·四 有可能 一·五 有式，而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2]19-22 金岳霖并未明确断言前两句即为两个命题，其本体论体系中的“能”是不可名状、不可表达的，金岳霖以符号X用作其名——与名词不同，名字无需按名而得实。“可能”则是可以有而不必有“能”的“架子”或“样式”，包括通常所说的“空”的概念和“实”的共相(universals)。这里的“‘可以’有逻辑的意义，而没有逻辑系统的意义。逻辑系统是逻辑底具体的表现，逻辑系统的意义随逻辑系统而异”[2]22。相比之下，“式是明显地可表达的”[3]第二卷616，“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2]22——根据金岳霖在《道、自然与人》中的表达，这句话可视为对“式”的明确定义。 《论道》出版之后，随即获得学界的深入研究，即使所涉研究人员的范围非常有限。王玖兴在1945年提交给中国哲学会年会的论文《论必然命题》中认为，“有‘能’是《论道》中的第一原理。这个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也就是逻辑系统里必然命题的基础”[4]31。在稍后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贺麟则更为详细地指出： 金岳霖先生善自用思想，最长于逻辑分析。他的《论道》一书，(二十九年，)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他本来由研究格林(T.H.Green)之政治思想，进而研究格林所批评之休谟哲学。他最初用力于知识论，对于知觉的分析，颇用过一番工夫。由分析知觉经验出发，他进而组成一“道、式、能”的玄学系统。[5]31 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已逐渐展开对《论道》及金岳霖哲学体系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在客观上扩大了金岳霖哲学体系的学术影响，同时也对其哲学工作提出了诸多疑问。对于学术讨论中自然产生的这些问题，学界应该有所回应。本文则主要关注汉学家针对《论道》中“式”这一核心概念所提出的范畴问题。 一、问题来源 2012年，德国汉堡大学的舒秦玉凤(Y.Schulz Zinda)出版《金岳霖的本体论——对归纳问题的看法》一书。该书以其2001年撰写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扩充而成[6]脚注54。她在书中指出，“由于金的工作并没有被译介到西方——甚至也没有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将对金的本体论进行系统性的内在工作分析。在随后对《论道》的分析中，将参考《知识论》及其其他著作，因为这些作品构成了金的体系及其更广泛哲学探索的一部分”[6]16-17。该书出版之后，学界总体评价颇高。2013年，即出版后不久，夏威夷大学《中国评论》杂志便发表了汤普森(K.O.Thompson)的书评，题为《金岳霖：二十世纪中国令人敬畏的、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书评认为，这部著作“系统地揭示、分析和讨论了金岳霖在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原创和有影响力的工作。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从西方汉学家的忽视中拯救了金岳霖的遗产，还因为金岳霖在逻辑、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哲学词汇和基础工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铺平了道路，使他们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并在处理当今的基本哲学问题时使用本土和西方的哲学术语”[7]41。 不过，这位汉学家著作仍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作者并没有如其所言，完整地“参考《知识论》及其其他著作”。在谈到《论道》中“一·五”时，舒秦玉凤认为，“式包含所有现实的或未现实的可能，而且必须遵守逻辑法则”[6]54。随后，她在该句的脚注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疑虑(或问题)： 但是，当金岳霖说“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的时候，他在命题一·五中犯了一个范畴错误，因为式不能同时既是可能又包含所有的可能。[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