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现代逻辑事业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诞辰130周年，也是金岳霖著《逻辑》问世90周年。以1949年为界，金岳霖逻辑思想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本刊今年第4期和第5期先后发表了《论金岳霖的“普遍命题”理论》(杨红玉)和《理解金岳霖的〈论“所以”〉》(周志荣)两篇研究论文，前者探讨了前期金岳霖对现代逻辑量词革命的深刻理解及其当下启发价值，后者则揭示出后期金岳霖的代表作《论“所以”》在被学界长期诟病的“推论形式有阶级性”的思想背后，实际上蕴藏着金岳霖对“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这一重要问题的可贵探索。总体而言，迄今的金岳霖逻辑思想研究仍然呈现重前期金岳霖而轻后期金岳霖研究的极不平衡状况。对其前期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对其后期思想的低估和否定性评价仍占据学界主流地位，对其中建设性思想的挖掘仍相当稀少，这与所谓后期金岳霖“尽弃前学”甚至做“违心之论”等流行讹传密切相关，也与金岳霖本人对其前后期思想的认识形成强烈反差。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历程再做基本的史实辨正。这些史实的澄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后期金岳霖的思想成果，挖掘其数十年探索遗留的丰厚“珍宝”及其多方面现实意义。 一、关于建国初期金岳霖“舌战艾思奇”及相关史实 在讨论有关史实之前，需要先澄清本文所谓“逻辑思想”的含义。金岳霖的逻辑思想分为逻辑学与逻辑哲学两个方面。就“逻辑学”而言，金岳霖的主要贡献是传统演绎逻辑和现代演绎逻辑(数理逻辑基础)的普及与推广工作。这首先体现在《逻辑》一书的第一至三部分，其中系统说明了传统演绎逻辑与现代演绎逻辑是形式逻辑发展的不同阶段，后者克服了前者的诸多缺陷，具有前者不可比拟的强大威力，尤其是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根本无法处理的关系推理做出了划时代的系统刻画。而在“逻辑哲学”方面，前期金岳霖思想首先体现在《逻辑》一书的第四部分，金岳霖本人称之为“逻辑哲学的导言”①，这是恰如其分的。金岳霖此后撰写的本体论著作《论道》、认识论著作《知识论》，都充分利用与发展了《逻辑》一书在逻辑哲学上的成果。而如果我们采用以意义理论、真理理论与相关悖论研究为研究重心的“广义逻辑哲学”观念②，则后两部代表作也具有非常丰富的逻辑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在后期金岳霖时期又得到了批判继承与发展。如学界所公认，金岳霖具有原创性的逻辑思想主要集中于逻辑哲学而非逻辑学本身。 所谓金岳霖“舌战艾思奇”的思想背景，是在金岳霖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处理一个基本的逻辑哲学问题，即他所谙熟的形式逻辑与其所谓“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作为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工具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对当时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产生了深刻且持久的影响。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先走进清华园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是艾思奇。具有“在是非真妄之间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语③)之风骨的金岳霖，产生与艾思奇的争论是难以避免的。学界广为流传的是任继愈在一篇怀念金岳霖的文章中对一场“舌战”的描述： 50年代初，北京解放不久，清华大学哲学系请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先生主持。当时艾思奇同志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艾思奇讲的中心是讲学习辩证法的重要，形而上学必须反对。报告会结束后，金先生以主持会议者的身份总结这次报告，他说：“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讲演以前，我本想和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艾思奇同志讲演以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④ 由于这段轶事的描述很有现场感，且金岳霖的评论被加了引号，经常被引用为“舌战艾思奇”的权威版本。然而，稍加分析不难看出，一向严谨的金岳霖不可能会有先“完全赞同”艾思奇讲话又加以所谓“智驳”的自相矛盾的言谈。而且，人们在金岳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看到了对当时情景的不同描述： 解放后的头一年多的样子，我接触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华讲演时，前一时期对形式逻辑的成见看来还没有取消。我是主持讲演会的。他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话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完之后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他说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在我的旁边，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打住。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很强⑤。 因为这是当事人的回忆而且也有细节描述，许多人据此认为前述公开“舌战”是不存在的，二人只是私下讨论。的确，任继愈并不是现场的听众且明确地说这只是传说的“轶事”，我们应当更尊重当事人的回忆。但当时的现场听众王雨田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