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文化自信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石，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下，其培育路径亟须创新。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为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提供了技术赋能的新机遇，也重塑着意识形态交锋与价值传递的场域。高职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与坚定青年文化自信的双重使命，然而，面对“数字原住民”一代视觉优先、交互偏好、碎片化学习、社交化学习、游戏化动机的文化认知特点，其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数字化转型中正面临实效性不足、资源转化乏力等深层挑战。 山西省拥有丰厚的文物、非遗与博物馆资源，为高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鲜活载体。山西省委省政府“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战略部署，更进一步将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为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现实动力。在此背景下，如何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优势，破解高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困境，构建有效的实践路径，成为一项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的课题。 一、现实之困：高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四大挑战 笔者于2025年7月至12月对山西省10所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2872份，其中有效问卷2792份；与一线教师和企业代表67人次进行了深度访谈。山西省高职院校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调研发现，源于地域文化氛围，学生具有文化自豪感，83.20%的学生愿意向外界讲述山西文化故事，99.03%的学生愿意尝试校企共同开发本土文化IP项目；学生对文化传承重要性的认同度较高，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有所增强。但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转型仍面临着四个方面的突出困境。 （一）资源建设之困：供需失衡与本土特色缺失 数字资源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调研显示，76.93%的学生对3D等互动式数字资源有强烈需求，但现有资源却仍以传统的文档、微课视频为主，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内容极为稀缺。更值得关注的是，融入山西本土文化元素的特色资源严重匮乏。38.68%的学生仅能说出1～2个山西文化符号，这种认知薄弱源于本土文化教育的浅表化、数字资源的本土特色缺失。 山西地方文化资源丰富，但资源分散、内容碎片、呈现单一，向教育要素的转化缺乏统一规划和技术标准；当前数字资源多采用“项目制”方式开发，缺乏头部产业端的技术支撑与协同，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同质化等问题；收益机制不健全，制约资源共享和效果反馈。简言之，现有资源存在明显的“三多三少”问题，即文档视频多、互动体验少，通识内容多、本土特色少，零散资源多、系统整合少，无法为学生价值认同提供本土化的价值内核。 （二）教学实施之困：技术应用与教改均未有效落地 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教师队伍存在数字素养与文化素养的双重短板，不少高职院校教师把数字化简单等同于“PPT+线上测试”，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的深度融合不足；仅有6.09%的教师在教学中采用过虚拟仿真资源等沉浸式技术，且多为学生被动观看，未实现文化内容的多模态呈现和沉浸式体验，未发挥技术的文化解码的核心作用；大多数教师对AIGC、XR等前沿技术还处于“听说过但没用过”的状态，普遍存在技术应用浅层化现象，难以满足学生的资源需求。 另外，经费充足的院校大多停留在硬件设备的购置上，技术只被作为教学的“点缀”，未能成为教育变革的驱动力。由于缺乏技术教学法、文化教学法融合的系统训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综合性评价改革等未真正落实，部分教师缺乏将文化元素融入专业教学的策略方法，存在技术应用与文化内容脱节的现象。这自然难以触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无法真正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境沉浸”的转变，难以推动学生文化认知向价值认同的转化。 （三）产教协同之困：校企合作缺乏深度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特色所在，“重协议轻实施”的痼疾在文化育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从协议签订来看，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意愿强烈，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数量可观。从实质推进来看，因双方对文化育人的长远价值认同不足、企业的成本收益失衡，外加协调机制不畅，合作多停留在人员互聘、基地挂牌等浅层次，深度合作、持续合作、有效合作不足。 虽然大多数学生愿意尝试校企共同开发本土文化IP项目，但是机制的不健全致使企业真实文化项目未能有效融入教学。学生缺乏真实场景中的文化传承实践，多数只能“走马观花”式参观。即使少数学生有参与，也多是从事辅助性、边缘性工作，难以接触核心业务和技术。浅层次的文化实践无法通过真实成果实现文化认同的内化，使价值认同培育断档，更无法向文化自信递进。另外，学生参与的持续性不足，文化实践往往集中安排在特定学期，缺乏贯穿培养全过程的持续浸润；参与反馈缺失，学生的文化实践体验、困惑反思、成长收获等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和回应机制。 （四）成效评估之困：隐性价值认同测量难 文化自信培育成效的现有评估主要依赖知识测验、课程作业、活动参与记录等显性指标，对隐性价值认同的测量相对薄弱。但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认同，学生可能熟知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却缺乏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测评结果难以反映长期稳定的文化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