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具体措施，清洁取暖改造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家层面，针对城市集中供暖系统节能改造的政策引导日益加强，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促进环保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及《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等文件，明确了城市供暖系统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强调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推动城市集中供暖系统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多项政策的出台不仅表明了国家在完善基础设施、推广清洁能源供暖问题上的决心，也彰显了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的政策实施思路。在此背景下，我国北方城市采取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推动新生活方式形成的政策实施策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家庭能源变革。 集中供暖清洁能源转型不仅涉及城市供暖系统的技术革新，更涉及宏观政策、市场机制和用户需求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燃煤锅炉供暖，工业余热供暖可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兼具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蔺德茹等，2024；于力等，2024）。其中经济效益的提升，尤其是工业余热供暖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已成为推动其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因素（毕海静，2019）。张磊等（2015）指出，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的扩容与升级，既为工业余热等清洁供暖方式提供了应用场景，也对供暖系统适配不同用户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集中供暖转型过程中，尽管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推动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但现有政策多聚焦于技术推广与宏观管控，未充分关注用户需求差异，用户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同用户群体用能与节能的多元需求被忽视。随着基础设施改造的推进，设施与居民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日益凸显（De Feijter et al.，2021；Zhang et al.，2021；Liu et al.，2013）。居民参与逐渐被视为推动节能实践的有效策略（刘文玲、Spaargaren，2017）。 根据社会实践论，居民在基础设施系统建设中具有能动性，可推动转型优化（刘文玲等，2012；Hards，2013；Buhl et al.，2017）。这一理论视角在能源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印证。针对我国农村可持续能源消费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对新技术的接受度、知识技能以及能源设施改造与社会文化的适配性，均是影响可持续能源实践的关键要素（范叶超，2021）；不同代际和地域的群体展现出差异化的能源需求（陈心想、薛珂凝，2024；Liu et al.，2014）。这表明，居民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向往直接影响他们对可持续能源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只有契合居民实际需求的能源供应设施，才能被真正接纳并持续应用于日常生活（方芗、李露，2024）。在对北方城市集中供暖实践的现有研究中，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被重点强调，设施与居民实际生活需求的磨合过程，以及居民对设施和技术进行改造的能动性却往往被忽略。与此同时，设施和技术在与人的磨合中展现出的柔性特征，人与技术物质在实践中最终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 供暖系统作为基础设施，其改造工作的推进依赖于统一规划，家庭用户不参与决策。本研究以贺县集中供暖清洁能源转型实践为分析对象，贺县是典型的北方县域城市，既具备集中供暖的刚性需求，又兼具“城中村”改造与城市扩容的阶段性特征，其供暖转型面临着标准化设施改造与差异化需求的冲突。本研究将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构建分析框架，分析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包括人和非人行动者）如何参与到清洁能源集中供暖转型的具体实践中，以及这一过程中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互动如何促进了设施优化。本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第一，在给定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存在何种机制使标准化系统与差异化生活需求相衔接？第二，人与非人行动者如何协调以推动基础设施优化？第三，基于以上分析，可形成哪些可推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基础设施系统的刚性和柔性 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的硬性条件，其技术特性最早受到关注；随着社会发展和研究深入，关于基础设施的探讨开始融入对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的综合考量（Ness，2008；Silva & Wheeler，2017）。城市集中供暖系统作为一项复杂基础设施系统，其设计围绕结构保障性、功能持续性和不变性这三大功能展开（Sánchez-Silva & Calderón-Guevara，2022）。这些在应对变化时能稳定运行的功能特征被视作基础设施刚性（infrastructure rigidity），作用是减少系统运行的故障和修复成本（Chester & Allenby，2018；Torres-Rincón et al.，2020）。 基础设施柔性（infrastructure flexibility）与基础设施刚性相对，注重通过灵活性设计来应对未来长期潜在需求和系统变化（Sánchez-Silva，2019）。基础设施柔性不仅涉及物理层面的改变，而且涉及策略、管理和运营模式的灵活性（Olewnik & Lewis，2010；Saleh et al.，2009）。这既是设施系统内部的要求，也是为了满足后期用户使用时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等外部要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确保系统在内外部均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高效和稳定（Sharifi & Yamagata，2018；Gonzales & Ajami，2017；Rogers，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