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一方面，大量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务工，不少村庄日渐凋敝；另一方面，城市房价与生活成本持续攀升，进城务工农民难以在城市购房落户。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9973万人（国家统计局，2025）。大量农民在城镇聚集，但始终不能转变为市民，这种城镇化被视为“一条畸形的道路”（陈锡文，2008：72）。可以说，城乡关系既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也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近3亿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又是其中的难点（折晓叶、艾云，2014）。费孝通曾呼吁，要高度关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重视“农民离乡后的活路”，研究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费孝通，2009a：371）。 不同时期，农民家庭在城乡关系结构中的处境不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主，通过人民公社制、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等，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社会地位偏低（温铁军，1994；徐勇，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三个阶段。在土地城镇化阶段，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模式经营城市，扩充财政收入，推动城市快速扩张，也推高了地价与房价，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周飞舟等，2018）。 针对我国城镇化议题，学者们从规模经济效应、政府行为、城乡关系、城镇化与家庭的关系等视角展开了探讨，但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关注不足。费孝通（2021a：249）晚年曾指出，要“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鉴于此，本文延续家庭视角，尝试通过呈现外出务工农民家庭的工作生活状况与内心世界，考察他们如何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结果，进而对城镇化道路予以反思。 一、文献综述：中国的城镇化之路 （一）城镇化过程的解释路径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既体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城市发展规律，也因独特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人口规模、政府行为等因素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 有学者以规模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国家现代城市化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工商业推动的，工商业的发展、集中带来了城市人口的集聚（芒福德，1989：306；帕克，2020：18）。持经济学视角的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客观规律，大规模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信息技术交流、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机会与收入等，能够辐射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劳动力自然倾向于流向大城市来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陆铭，2016：153-205）。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即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会使乡村资源要素向城市流动，导致乡村衰败，而当生产过剩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大量进城农民失业，又没有乡村的后路可退，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温铁军，2015：390、429）。另外，只身进城的农民剥离了自己的家庭、家乡，家庭的完整性被破坏，给人的情感、精神带来了伤害（费孝通，2009b：281-282）。 与经济学的视角不同，费孝通很早就从保护农民的角度思考小城镇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费孝通基于实地考察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他指出，西方国家走的是“连根拔起的城市化道路”，即以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为代价（费孝通，2021b：74）。为避免农民受到伤害，他主张走小城镇发展道路。小城镇是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只有小城镇发展起来才可以保证村庄经济的活力，解决农村人口出路问题（费孝通，2021b：33），农民才可以享受“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生活便利。 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既未遵循一般规律，也超出了费孝通设想的渐进模式。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因体制缺陷和政策环境变化而走向衰落，进入90年代，土地城市化成为推动财政和GDP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大城市、大中城市迅速发展（李培林，2013）。有研究揭示了“土地城镇化”的运作机制：1994年的分税制削弱了地方政府“大办企业”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以获得高额的财政收入，最终形成了土地、金融、财政“三位一体”的新城市化模式。该模式不断吸纳土地和资金，推动了城市高速发展。城市扩张的背后，是低成本的土地征用与持续高企的房价。高昂的房价与较低的务工收入使得大量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购房安家（周飞舟，2007；周飞舟、王绍琛，2015）。 以上观点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城市化不仅关乎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还涉及具体的人与家庭的迁移和生活转变，费孝通正是基于减缓城市化对农村、农民冲击的考虑而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但在实践过程中，受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增加财政收入的考量——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还是偏向发展大中城市。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化，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城镇化与家庭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从二者关系入手，能够更为细致地呈现中国城镇化的微观进程。 （二）城镇化与家庭 学者们指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并不是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个体，而是具体的家庭成员，只有以家庭整体作为分析的起点，才能充分呈现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家庭成员及其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麻国庆，2016；周飞舟等，2018）。以家庭视角来看，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其首要考量往往不是个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与享受，而是担负起整个家庭长远发展的责任。有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农民在城乡流动中的主体性，指出他们依托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逐步实现家庭的渐进式城镇化。受家庭伦理的深刻影响，农民家庭的务工、务农安排均服从于家庭再生产的整体性目标（夏柱智、贺雪峰，2017）。但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还需深入其具体的生活世界来加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