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2154/j.qbzlgz.2026.03.006 1 引言 证据是揭示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据。在以人智交互、虚拟仿真等为驱动的“数智时代”影响下，“数智证据”逐步发展为一种新型证据形态，即以多粒度、大规模、长时间、多维度的海量数据为前提，以文本分析、可视化展演、量化计算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为驱动，以动态更新为趋势的证据类型[1]。但就实际应用而言，可利用的证据大多隐匿于多载体、多模态的信息资源之中，导致关键证据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并且分散的证据碎片与系统的证据链条之间缺少规范关联规则与整合框架，较难形成逻辑闭环的证据链。而知识图谱因其独特的数据结构，可将以史料原文为单位的证据细化为基于节点和边的结构化证据链，从而在实现证据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推动证据的量化分析与知识推理。因此，借助知识图谱实现证据的标准化分层分类、证据链的溯源逻辑梳理及多模态证据融合利用是推动信息服务向可循证、可溯源的数智服务模式转型的必要前提。 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技艺的重要文化遗产资源。近些年，以“新国潮”“文博热”为代表的汉服复兴浪潮助力汉服进一步“破圈”，并逐步成为年轻人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时尚符号。但受制于汉服“断代”事实及西方服饰体系冲击，汉服仍面临“汉民族虚无论”“汉服不存在”“文化挪用”“服饰归属分歧”等现实困境。因此，以汉服数字资源为切入点探讨多源证据的组织与利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既可以为消弭于历史长河中300余年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找到可行的重生路径，又可以推动多元用户的汉服认知由“事实认可”到“情感共鸣”再到“文化认同”转变，从而为构建可媲美西方服饰体系的中华民族服饰话语权奠定基础。 基于此，本文以汉服数字资源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数据蓄积、数据解构、要素关联、交互展示和循证应用五个方面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汉服数字资源文献循证框架，将隐性证据转化为图网络形式的显性证据关联，从而为传统服饰文化遗产资源的证据组织与循证提供实现路径参考。 2 相关研究 2.1 汉服数字化传承与利用研究 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相较于早期以文物抢救发掘与保存为重点而言，现阶段主要以汉服数字化保护、传承与利用为主要趋势。在数字化组织模式方面，部分研究聚焦于“传统服饰”本身，运用领域本体、元数据等探究其内在的知识表示体系[2-3]。但大多是针对汉服浅层描述类知识展开元数据标引，无法获取历史叙事、历史溯源等深层次、细粒度内容。因此部分学者尝试融合知识图谱、个性化推荐等技术实现传统服饰资源再组织、再利用，如张俊杰等[4]通过“知识图谱+个性推荐”的方式满足服饰知识图谱的深层次个性化推荐需求。在数字化传播路径研究方面，大多以史料记载或实物遗存为代表，运用虚拟仿真、3D建模等信息化技术搭建汉服文化传播平台促进汉服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和用户的沉浸式体验[5]。可见3D建模和虚拟仿真技术在服饰资源可视化展示与数字化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为推动汉服认同人群由“破圈”到“扩圈”转变提供路径支持。在文化认同机理建构方面，大多以“汉服文化”为切入点，探索文化层面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内在机理。而国际文化争议的剖析与解决则是构筑文化认同感的重要契机，但现有研究大多从法律视角出发，探讨文化争议事件中的责任归属等内容[6]，较少从资源管理视角出发探索证据抽取与证据链构建方式。 2.2 数字人文领域循证研究 文献循证是基于文献证据的循证实践，其核心是以历代文献的内容为依据构建证据链条，从而完成证据溯源[1]。其中史学领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和多重证据法为循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考虑到考古领域的多重证据法的跨领域适配困境，本文依照《中国古代服饰研究》[7]将服饰实物、服饰图像、服饰文献作为服饰循证的三重证据依托。 数字人文的循证研究主要体现为“文献循证”，强调新研究结论的得到需要以多源可靠证据为“本”，以证据链推导为“法”。在证据元数据标准划定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通过吸收国外已有证据划分标准，并利用本体模型等方式提出适应性的证据标准体系。例如，王思丽等[8]通过总结国外成熟证据门户网站的信息类别、研究方法及证据标准等优缺点，为我国社会科学证据知识库建设提供借鉴参考；李慧佳等[9]从数据层、关联层、应用层搭建证据资源元数据语义描述框架，为证据资源整合和利用提供实践路径和实现方法；高劲松和付家炜[10]通过引入书画名词词表、时间名词词表等，从而解决书画著录的文献循证和时空关联问题。在循证链构建与佐证方面，已有部分研究利用关联数据及知识图谱等方法实现证据的智慧化加工与关联，为现实争议焦点的事实论证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夏翠娟[11]论证了利用智能媒介、知识图谱、虚拟仿真等实现文化遗产资源服务由“资源提供”到“数智循证”转型的可行性；司徒凌云等[12]针对南海疆维权事件提出维权证据链系统的总体架构；王燕红等[13]在其基础上聚焦南海疆维权证据内容，提出证据评价指标体系及证据关联模型；刘嘉龙等[14]以“南京大屠杀”为案例验证历史线索挖掘与利用路径的可行性，其中证据关联模型、线索挖掘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可为汉服循证提供思路借鉴。 综上所述，学界在知识组织、文献循证方面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尽管多模态知识组织有一定应用，但跨模态的证据要素之间未能实现有效的语义对齐和利用，限制了数智证据生成与推理的能力；二是面向文献循证需求的有效证据提取与关联缺少系统的关联框架，证据链难以具备严密的叙事逻辑。因此，本文以循证思维指引，运用知识图谱实现内容线索与证据线索的有机关联，进而形成“证据碎片—证据链条—事实验证”的循证闭环。 3 基于知识图谱的汉服数字资源文献循证框架 为系统梳理汉服资源的证据组织与循证流程，本文基于黎安润泽等[15]提出的“基于循证思维的档案文化遗产数据故事化模型”，搭建了基于知识图谱的汉服数字资源文献循证框架，如图1所示。从结构划分上，框架五大层次基本对应了数字人文领域知识重组的成熟流程；从循证流程上，将循证思维贯穿始终，既保留了人文学科循证的传统思维，又运用现代技术保障了循证的可信任、可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