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在位期间，面对都城先后遭到金军两次围攻的危局，主政者曾试图以议和方式解困，但因内部政见分歧，争议激烈，使得议和过程迁延起伏，决策犹豫反复。正因如此，宋廷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丧失自救机会，最终导致都城陷落、皇帝被俘。宋亡之后，除了史家在《宋史》《宋史新编》《续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记述此过程外，①学人对宋廷存在的问题也有评论，如王夫之指出了围城期间纷争之害，②王世贞及颜元则对李纲功过有不同看法。③相关认识虽不乏洞见，却以议论某些失误为主，同时又不免局限于王朝史观。民国时期，吕思勉较早言及靖康以来宋金双方的议和动机，对岳飞抗金事迹及宋高宗、秦桧乞和路线考察，也追溯到宋钦宗朝议和问题。④ 遗憾的是，相关专门论述并不多，即如张荫麟未竟《两宋史纲》，亦无涉及。⑤20世纪中后期以来，北宋亡国作为宋史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相关论述才逐渐丰富，对当时议和及其争议的进一步探讨，多有启发性见解。不过相关论著对议和、和战之争及影响、教训等问题，仍缺乏全面透彻探究，也甚少从长时段历史背景上作深入剖析。⑥至于与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因素关联，则尚未有所论及。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深究，借此厘清北宋亡国的主要轨迹及根源。 一、议和传统及其影响 北宋对议和手段运用由来已久，早在宋太祖朝后期，为减轻北部边防压力，就尝试与辽朝议和。经过宋辽之间使臣多次交聘往来，双方建立较为稳定关系。随着宋军开宝九年(976)再度对太原发动进攻，辽则继续出兵增援北汉，⑦彼此关系又趋紧张。宋太宗即位初，与辽一度继续维持使臣交往，⑧不过因仍致力于收复幽云故地，故两次北伐，双方关系破裂。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丧失锐气，“颇已厌兵”。⑨宋廷此后对外采取守势，将重心放在巩固域内统治，推行文治路线。此种朝政趋向所蕴含的“守内虚外”意识，⑩对边防产生重大影响。宋廷因此开始实行全面防御战略及部署，以应付辽军攻势。淳化五年(994)，王氏高丽因契丹入侵，遣使入宋求援，宋太宗便予以婉拒，(11)反映了宋廷对外战略的收缩。在此背景下，宋太宗君臣考虑用议和方式缓解辽朝的军事压力，淳化五年先后两次遣使入辽和谈。此举虽因对方拒绝未果，(12)但仍反映宋廷在对外议和上的继续尝试。 作为“谨守成宪”的宋真宗，(13)登基后继承“守内虚外”意识及既有统治路线，消极应对辽军进攻，从而陷入被动挨打困境。景德元年(1004)秋，萧太后、辽圣宗率军南下。宋军虽阻挡了辽军攻势，宋真宗却仍试图用议和方式解决，最终达成“澶渊之盟”。值得注意的是，宋廷显然从与辽议和成功中获得启示，随后积极用和谈手段招抚党项势力，在景德三年与党项签署议和条款。揆诸“澶渊之盟”内容，不难发现看似对等的和议，其实是以宋每年付出大量岁币为代价。与党项的议和固然取得形式上的宗主地位，也支付了不菲资财。但宋廷认为，以此摆脱长期的边防重负后，可专注于内政建设，故并不以为失策。如“澶渊之盟”订立不久，宋真宗就表示，“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14)宋人对此评价道，“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巳(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15)又据记载，因一度有官员对与契丹议和存在非议，宋真宗遂与宰相王旦等大臣商讨此事，“上谓辅臣曰：‘比者，武将戎臣，多言与契丹和不便。’王旦曰：‘儒臣中亦有此论。然国家与契丹和，三年于兹矣，计其不劳干戈、不费财用之外，河朔人民顿息飞挽’”。宋真宗就此表态，“国家虽怀柔示信，亦不废戎事，彼亦安敢渝盟?但当清净致治，以安吾民也”。(16)由此可见，宋真宗君臣对议和结果持肯定态度，通过议和化解边防危机已成为统治集团主流意识。 宝元元年(1038)，宋夏关系因元昊称帝破裂，双方爆发旷日持久的激烈战事。(17)庆历二年(1042)，当宋廷陷于西北边防困境之际，辽借机索要周世宗收复的关南之地，富弼奉命赴辽交涉，在增加岁币的让步条件下达成和解。其后“朝廷益厌兵”，宋仁宗先后派使臣赴西夏和谈，最终签订“庆历和议”，虽保留西夏形式上的称臣，但以付出经济代价为前提，本质与宋真宗朝议和一脉相承。此结果不仅为宋仁宗所接受，(18)也得到当政大臣认同及支持。事实上，北宋士大夫对于“澶渊之盟”基本持正面评价，如范仲淹说，“国家以生灵之故，与之结和，将休兵养民有所待也”。(19)欧阳修有诗云，“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20)富弼更进一步指出，“岁遗差优(扰)，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21) 在富弼看来，向辽付出的岁币相较于交战的军费支出，不过百分之一二，更可避免战争带来的损失，值得肯定。苏辙认为，“澶渊之盟”后“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22)上述说法其实代表了当时朝廷的主流观念，反映统治集团在计算得失的思维下，满足于以经济手段消弭边患危机。(23)即使后来宋神宗有恢复汉唐旧疆之志，宰相王安石也积极支持拓边西北，但仍注意保持与辽的既有关系。如熙宁五年(1072)君臣讨论辽朝挑衅问题时，王安石明确要求坚守盟约，“臣愿陛下于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24)宋哲宗朝在继续开边西北的同时，也适时运用议和方式抚定西夏。(25)在宋徽宗朝，当政者利用辽朝衰败，以转让岁币为条件，与女真达成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26) 由上可见，每当北宋在对外战争陷入困境之时，往往采取议和方式换取休战，以经济方式应对边防危机的做法，似乎可以找到“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据，却明显具有实用主义色彩。正因如此，北宋议和传统势必对宋钦宗朝产生深刻影响。 在此还需要阐明三点：一是在北宋历次对外议和过程中，内部也存在过争议。如“澶渊之盟”谈判期间，宋真宗因急于休战，愿意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但宰相寇准反对过多退让，最终在寇准坚持下才签署和议。(27)在与西夏和谈时，面对元昊不愿称臣并索要更多资财问题，即使宰相晏殊等臣僚都表示接受，枢密副使韩琦仍坚持异议。随后采取折中方案，才与西夏交涉议和。(28)可知宋廷对外议和，需要君臣权衡利弊，虽存在分歧，但最终是在形成共识后与对方达成。二是北宋在与对手议和时，仅答应付出经济代价，却不允许割让疆土。如辽朝索要关南之地，宋同意以增加岁币为交换条件，但拒绝出让土地，所谓“朝廷议所欲与，不许割地”，(29)体现了宋廷议和政策的底线。三是北宋与辽、夏议和，是以自身实力为前提，并非穷途末路的城下之盟。如景德元年，辽军虽进抵黄河北岸，但遭到宋军顽强抗击，其先锋大将挞览(萧挞凛)被射死，(30)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辽统治者因此才决定妥协，从而为议和创造有利条件。至于宋夏“庆历和议”，也是类似博弈的结果。北宋虽在战场上屡败，但总体实力远强于西夏，西夏连年征战，国力消耗殆尽，“上下困乏”，(31)也有议和意愿。庆历四年辽夏之间发生冲突后，元昊为了避免同时与辽宋两线作战，很快接受宋廷和谈条件。(32)相较之前与辽、夏的议和，宋钦宗朝与金议和的内外因素均发生明显变化，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在危急形势，内部状况也存在相当大弱点，无疑对统治者提出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