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之时，天下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出身行伍而非世家大族的赵匡胤，虽然自信于“天命”眷顾，但是也必须思考如何让新生政权不再重蹈五代覆辙，尽快完成南北统一并加强皇权。针对唐末五代的诸多弊病，赵匡胤从政治架构、财政体系、军事部署及文化方略等多个维度采取集权措施，旨在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弊机制，正如宋太宗即位之初颁布的诏令所言：“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①不仅如此，宋朝统治阶层还依托多元思想资源对政治合法性展开系统论证，神异叙事在赵匡胤登极践祚与统一南北的过程中，为政权更迭和军事行动提供了超验性解释；又通过宗教预言应验的形式，进一步强化了赵宋“天命”所归的政治认知，在宋代开国史的书写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天命”叙事。在皇权政治学说语境下的天子身份之外，宋太祖还被塑造为佛教信仰体系中的定光佛应身与护持正法的转轮王，由此形成了兼具多重文化意涵的复合形象。 一、宋太祖登极践祚及统一南北的历史叙事 青年时期的赵匡胤在投身郭威麾下之前曾四处游历，屡遭困顿与挫折。在宋代文人士大夫撰写的笔记小说中，每当赵匡胤面对现实困境的考验或人生抉择的关键节点时，往往会获得带有神异色彩的僧人预言。《邵氏闻见录》记载： 太祖微时，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者，异其骨相，阴使画工图于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长武至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不留，复入洛。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昼寝，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帝鼻中，异之。帝寤，僧问所向，帝曰：“欲见柴太尉于澶州，无以为资。”僧曰：“某有一驴子可乘。”又以钱币为献，帝遂行。柴太尉一见奇之，留幕府。未几，太尉为天子，是谓周世宗。② 这则材料虽直白地提及赵匡胤早年与佛教的交集，在细节上却隐含着诸多值得推敲的可疑之处。其一，赵匡胤年轻时确曾游历关中，③但他投靠王彦超是在复州而非凤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961年)三月癸亥条记：“上步自明德门，幸作坊宴射。酒酣，顾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临清王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可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④“复入洛”事可与《宋史》的记载相印证：后汉初，赵匡胤投宿于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言“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⑤二事应属同一时期。其二，文中赵匡胤因受到洛阳长寿寺僧人的资助，才得以至澶州面见柴荣，也与史实不符。柴荣于广顺元年(951年)郭威登帝位之后才担任澶州节度使，⑥而赵匡胤早在郭威以后汉枢密使身份征讨李守贞时，就应募居于其帐下，⑦后周建立之初，赵匡胤已经补任殿前诸班之东西班行首。 除此之外，《师友谈记》还记载了赵匡胤早年在开封普安院获僧人预言并接受其馈赠之事： 东坡言：普安禅院，初在五代时，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艺蔬丐钱，以奉佛事。一日，于庵中昼寝，梦一金色黄龙来食所艺莴苣数畦。僧寤，惊曰：“是必有异人至此。”已而见一伟丈夫于所梦地取莴苣食之。僧视其貌，神色凛然，遂摄衣迎之，延于庵中，馈食甚勤。复取数镮饯之，曰：“富贵无相忘。”因以所梦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愿为老僧只于此地建一大寺，幸甚。”伟丈夫乃艺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赐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称为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闲言之尔。⑧ 这部由北宋文人李廌所著的笔记小说，收录了作者与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名士的闲谈逸闻。关于普安院的记载，源自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等在该院饯送范子奇时，谈及建寺由来的对话，由李廌亲闻苏轼口述后记录而成。⑨此段叙事着重强调赵匡胤落魄之时曾得到普安院僧人的预言并接受了馈赠，然考究普安院建寺时间，可知其兴建于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宋建隆初止赐额“普安”，⑩与上述宋太祖即位后感恩建寺赐额的说法不同。另外，结合赵匡胤的生平事迹考察其与开封普安院的关联可知，赵匡胤青少年时期随父居于开封，待柴荣尹京，又担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一职。无论是以禁军子弟还是青年将领的身份，他都不太可能落魄到需要接受僧人馈赠的窘境。此事亦见于成书较晚的《清波杂志》，唯少“复取数镮饯之”一节，该书作者或许已经察觉前述记载之龃龉，故删去此节，转而于文后附缀“寿皇圣帝王封之名已兆于此”(11)一语，以示宋孝宗作为太祖后裔，其即位早有预兆。 后周末年至宋初，赵匡胤多次参与平定南方割据政权的战事，当时吴越、南唐、南汉等国主皆崇佛，因此，赵匡胤即便大举用兵，亦严令禁止随意杀戮，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佛教的发展，赢得了南方僧俗的支持。显德三年，赵匡胤率领后周军队进攻南唐，在攻灭皇甫晖之际，传闻当地寺院僧众曾鸣钟响应宋军： 太祖提周师甚寡，当李景十五万众，阵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惧。太祖令曰：“明日午当破敌!”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临阵，亲斩伪骁将皇甫晖，以覆其众。是时，环滁僧寺皆鸣钟而应之。既平，鸣钟因为定制。赵时进《滁州午钟记》。(12) 关于这场著名的清流关之战，《国老谈苑》对赵匡胤多有溢美之词，然《新五代史》谓皇甫晖“为周师所败，并其都监姚凤皆被擒。世宗召见，晖金疮被体，哀之，赐以金带、鞍马，后数日卒”，(13)而非赵匡胤临阵亲自斩杀。对僧众鸣钟一事，南宋王明清所著《挥麈后录》与《国老谈苑》的记载大致相同：“晖遂擒。姚凤即以其众解甲请降……凤之投降，时正午刻，击诸寺钟以应之，至今不改。绍兴壬戌，郡守赵时上殿陈其事，诏付史馆。”(14)但是关于此事也有不同说法，如王铚《默记》言：“因盛称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疮，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时鸣钟，以资荐晖云。”(15)《十国春秋》《四库全书总目》皆采信了追荐皇甫晖的观点。“鸣钟而应”与“以资荐晖”这两种记述潜藏着不同的动机。就常理而言，赵匡胤当时以攻取淮南的后周将领身份进入滁州，于当地并无群众基础；何况在以杀为戒的寺院，更不应出现呼应战事的行为，故“鸣钟而应”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考察中国佛教仪轨，在寺院内击钟除了召集僧众，还有为临终者击钟鸣磬以增其正念的制度，称为“无常钟”“无常磬”。(16)例如，《释氏六帖》在论“无常打钟”时提到，“意为临终令生善念中死，打钟鸣磬，引生善心”；(17)《续高僧传》记“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发声，响震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脱”；(18)《释氏要览》记“《增辉记》云：未终时，长打磬，令其闻声，发其善思，得生善处。智者大师临终时，语维那曰：人命终时，得闻磬声，增其正念。惟长惟久，勿令声绝，以气尽为期”。(19)可见，寺院内敲击“无常钟(磬)”多与临终关怀有关，目的是为逝者消除业障，望其早日超生善处。稽考“以资荐晖”的相关史实可知，滁州寺院鸣钟响应赵匡胤，实为笔记小说作者虚构比附的产物。至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赵时奏报“鸣钟而应”，则与宋金战事有关。滁州作为宋金作战的前线，时任知州赵时曾于战事胶着之际弃城遁走。后朝廷责令其修缮治理滁州，以图自效赎罪。为弥补前愆，待宋金和议甫定，赵时采取了将战争记忆与历史故事融于一体的特殊修辞策略，以期建构地方政治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