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治”说的学术脉络 宋朝是皇权专制社会吗?①宋朝文明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类型吗?何谓文明?②放弃“民本”或“以民为本”的政治倾向，皇帝与“臣民”能否秩序同构?在国内影响甚巨的“黄仁宇之问”余音在耳：宋朝真的已有“商业革命”“文艺复兴”吗?③ 两宋三百余年的统治历程之中，少量士大夫显露出一种与前代不同的风貌，尤其是范仲淹振臂高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基础上，耳熟能详的“横渠四句”，立意之高、抱负之巨，更是令元明清三代士大夫闻之而自惭逊色。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有学者指出，北宋士大夫阶层广泛呈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④或许是对北宋士大夫精神、宋朝对士大夫优待政策(其中暗含着重文轻武、以文抑武举措的实行)的过分解读，长期以来，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非虚构历史读物，更多的是普罗大众中的读书人，往往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视作宋朝独特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模式。问题是，“共治”真的是天水一朝的基本国策吗? 寓目所见，吴晗最早提出“共治”一说，其在讨论皇权时指出：“士大夫是帮闲的一群，是食客，他们的利害和皇权是一致的，生杀予夺之权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鹰犬，六辔在握，驱使自如”，所以，皇帝愿意与“无血统关系的外姓人士大夫”共治天下。⑤值得注意的是，吴晗认为，在历史上，绅权和皇权的关系经历了三次变化，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役，呈现逐步衰落的趋势。换言之，从共存到共治，绅权已是江河日下，皇权则节节提高。⑥令人惊诧的是，抑或是刻意遮蔽，更也许是“以不知为不有”，这些洞见睿断被后学者忽视了。 1986年，张其凡撰文指出：“北宋在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构成了稳固的权力结构，因而北宋160余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循制运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固性。”⑦该文主要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论述北宋政治的稳固性，认为法制的普遍有效性是奠定共治结构的牢固基础。稍后，作者又对相关论点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与此相应，张其凡对学界所讨论的宋初削弱相权之论、相权重于皇权之说，均不以为然，从而认为“共治天下”是对北宋政局特色最恰当的形容。⑧ 其后，一大批学者均先后认同或阐发这一概念。王瑞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题报告会上指出，赵宋王朝选择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策略笼络士大夫，清楚呈显了宋朝政治的特征，亦强化了士大夫的责任感与事业心。⑨他多年来持续倡导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论说，影响甚大。程民生从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制约的角度出发，随后指出：“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政治运作。”⑩ 在国际学界引起更大影响力的，当数余英时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是宋代政治文化中一大特色。”(11)余著主要围绕士大夫的政治主体自觉意识展开讨论，故其强调“同治”或“共治”的是宋代的士大夫，而不是皇帝。(12)因国际性著名学者的璀璨光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影响巨大，故其论调传播甚广。《读书》所刊《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汇集诸多国内顶流学者对余著展开讨论，回应并认同了余著揭橥的宋朝“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影响甚广。(13)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讨论“国是”与北宋政治结构、政局运行，对“共治”论加以补充，她认为“共治”格局引导着北宋的基本政治走势，并由此而生发出国家政体的一系列运转规程。(14) 在大多数学者肯定“共治”模式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宋朝官僚体系运转中权力博弈的复杂关系，可能过于理想化。王曾瑜指出，“士大夫为‘政治主体’的概念似宜慎用……南宋时尚可称是宋高宗与秦桧，宋宁宗、理宗与史弥远共治天下”，但此种政治不能算是好的政治模式，而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之下，文官的贪腐政治”(15)。张邦炜也对“共治”论者所设想的君臣关系提出质疑。他否认了“君相互制”说，认为“皇权与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而宋朝“皇权并未虚化”(16)。他进而指出：“就宋代而言，与其说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17)针对持“共治”论者所援引的“权力制衡”观，虞云国多次撰文提出异议，指出“封建君主制造成宋代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实质仍是君权独尊”(18)，并进一步强调“以分权制衡为其初衷的政治结构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滑入君主独裁的怪圈”(19)。 尽管如此，何忠礼、顾宏义、张希清等仍围绕“共治”说展开研讨，并进一步拔高了两宋士大夫对君权的制约作用。何忠礼认为：宋代没有君主独裁，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至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20)顾宏义认为，“共治天下”不仅为部分士大夫提出，更为宋朝历代君臣普遍接受，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堪称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21)张希清的研究表明：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且“共治”已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