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秋》学是由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等兴起的一个《春秋》学流派，它因应着唐代中叶以后历史的演变状况，深远流传，成为宋、元、明等朝《春秋》学的主流，是“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唐宋时期是新《春秋》学的生发、勃兴和定型期，本文在考察该时期新《春秋》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基本的学术特点，论析唐宋新《春秋》学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进而对其价值进行评判，以期深化学界对这一学术流派的认识。 一、唐宋新《春秋》学的发展阶段 从中唐到南宋末年，伴随着政权鼎革、朝政变动和学风转移，新《春秋》学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色，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内有其相对独特的演变内容和学术风尚。本节分中晚唐时期，五代及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英宗二朝，神宗、哲宗、徽宗三朝，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宁宗、理宗、度宗三朝六个阶段，分期论述唐宋新《春秋》学的发展、衍变状况。 (一)中晚唐时期 自汉代至唐代前期，《春秋》学中虽然不乏兼通他传的个例，但是主流一直是《春秋》三传专门之学，而且呈现出《公羊》学(及《穀梁》学)与《左传》学此消彼长的演变态势。自唐代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际起，传统的重《左传》的学风开始发生变化，折中三传以解经的路数逐渐被学者采用。如古文家萧颖士在天宝初年客居濮阳，著述授业，以“《左氏》失于烦，《穀梁》失于短，《公羊》失于俗”而“为其折中”，他当时的弟子中就有后来与啖助、陆淳并称的赵匡②。稍后从肃宗至顺宗朝，啖助、赵匡和陆淳相继力倡此新学风，对后世《春秋》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后人多视此学派为新《春秋》学的发起者。自啖赵陆学派起，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的新《春秋》学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因应着唐代后期社会时局的变动而发展演变。如冯伉、樊宗师、刘轲、韦表微、卢仝、陆希声、陈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新《春秋》学蔚然兴起，其学术渊源实肇始自啖赵陆学派。 该时期新《春秋》学的主要特点为：其一，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流派，甚至与《左传》学形成旗鼓相当之势。其二，确立起经世品格。如啖赵陆学派的《春秋》学直面时局，有着鲜明的阐扬中央集权体制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先前今文《春秋》学的经世传统。清四库馆臣将其学归为“公羊、穀梁”类③，实不为无由。 (二)五代及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 陶岳《五代史补序》云：“五代之相承也……干戈尚被于原野，声教未浃于华夏。虽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军旅，势不两立。”④在此局势下，形而上的《春秋》大义倡说不得不屈抑于重“其实效”的战乱现实。既无存在、发展的社会环境，唐代后期已成潮流的新《春秋》学到五代便中断了——除了由唐入五代的孙郃，难能找到第二位新《春秋》学者，当时的《春秋》学基本上萎缩在对《春秋》《左传》的字、音、名号等的识辨上。 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春秋》学延续着五代传统，主流依然是《左传》学，但后期出现了先经后传的新学风。如胡旦撰《春秋论》，“多摭杜氏之失，有裨经旨”⑤；著《汉春秋编年》，先经后传，“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⑥。这在当时“有传无经”的《左传》学风中，无疑是一股新风气。可以说胡旦此举是承续唐后期新《春秋》学学风的尝试，也是后来仁宗朝新《春秋》学复兴的先声。总体来看，该时期可谓是新《春秋》学传统的中断期。 (三)仁宗、英宗二朝 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以前，王沿已兼采三传及诸家之说、“复以己意”解《春秋》⑦。与王沿同时代而开新《春秋》学风气的重要学者还有泰山学派的胡瑗、孙复，以及周尧卿、陈师道等。此后，继依着这些先行者，新《春秋》学蓬勃振起，至英宗治平(1064—1067)前后已成为《春秋》学的主流。这一时期新《春秋》学的代表人物还有欧阳修、宋堂、黎錞、王晳、刘敞、章拱之等，其中尤以孙复和刘敞的影响为最大。 由于科举政策的影响，再加上范仲淹、欧阳修等士望人物的敦励和倡扬，新《春秋》学在该时期由萌生而渐至大盛，呈现出众家风格近似而又多头并进之势，俨然占据当时《春秋》学的主导地位。宋代《春秋》学的全面转变实自这一时期而始，其新的为学理路和风格对后世《春秋》学影响深远。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新《春秋》学有着明显的“重为例说”的倾向，出现了丁副《春秋演圣统例》、孙立节《春秋三传例论》、周希孟《春秋总例》、刘敞《春秋说例》等一批例说著作。 (四)神宗、哲宗、徽宗三朝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推行贡举新制，罢《春秋》于贡举、经筵和学官。其后虽在元祐(1086—1094)年间短暂复立，但在绍圣(1094—1098)初年又恢复了熙宁罢《春秋》之制，且在随后的徽宗朝一直延续。在此政策限制下，仁宗、英宗二朝蓬勃兴起的新《春秋》学的发展受到阻碍，一时出现“章分句析之学胜”⑧的局面。但是“当时风俗犹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禄故辍作”⑨，犹有众多潜心于新《春秋》学者。因为有这股士人力量，又因其关注社会政治的性格以及更为契合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方向等因素，新《春秋》学在这一时期依然保持着相当势力，地位并不亚于《左传》学。孙觉、程颐、朱长文等泰山学派传人和苏轼、苏辙等苏氏蜀学派学者，以及知名学者赵瞻、崔子方、张大亨、许翰等，是该时期新《春秋》学的代表人物。 总体来看，该时期的新《春秋》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一，出现了为学、立说明确本于某传的主张和做法。如孙觉“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穀梁》最为精深，且以《穀梁》为本”⑩，苏氏蜀学派的《春秋》学却以《左传》为本。其二，出现对孙复式“求之太过”“拘之太甚”(严于用例)解经方法的反动，如程颐门派主张以“反求诸其心”的理学修养工夫来解悟《春秋》大义。其三，例说出现两极式分化。如苏氏蜀学派的《春秋》学有着“不专为例”甚至抛弃传统义例的显明特点，而崔子方却将传统的《春秋》义例说发展到极致，“专以日月为例”(11)。在为学主张、观点、方法乃至风格上出现如此分化，该时期可谓是新《春秋》学的分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