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艺术展览在促进跨文化交流、承担文化形象建构、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仅2013年以来，中国文物出境展览已累计举行250多场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②当下，将艺术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融入新时代发展进程、进行中国叙事的艺术展览，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而艺术展览策划与实施离不开艺术批评，甚至可以说，一场成功的艺术展览其实就是一种有效的艺术批评实践。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我国的艺术展览对国家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观念和行为的误区，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与研究。本文将以国际展览中的中国艺术呈现与传播现象为切入点，从艺术批评的角度反思一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却并非理所当然的实践问题。 一、固化的展览 2013年7月3日，《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艺术：展览质量还是数量？》的报道，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中国艺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1980年(第39届)，当时中国送展的是“民间剪纸”；1982年第4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再度参展，送展的是“刺绣”。威尼斯双年展是世界艺术最新成果的展示舞台，中国两次以应划归民俗学范畴的古老艺术参展，与双年展的宗旨格格不入。因此，1982年之后，该展组委会便停止对中国发出邀请③。显然，当时的中国展览组织方对世界艺术发展状况及国际艺术展览的参展方式缺乏充分了解，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此后的10年，我国都未参与这项世界顶级双年展。直到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阿基莱·博尼托·奥利瓦(Achille Bonito Oliva)亲自来到中国寻找符合展览标准的艺术家参展。这件事距今已40余年，如今中国艺术展览的发展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类似的对中国去主体化的展览思维仍然在各种国际展览中普遍存在，并以一种重复且惯性的力量固化着中国文化的视觉形象。 在当前跨文化语境下，在国际艺术展(尤其官方策划与组织的艺术交流类展览)中展出的中国艺术种类逐渐固化为书法、剪纸、太极拳、国画、舞狮等；海外接受的典型中国文化形象凝固在文明古国、经济飞速发展、兵马俑、佛像、熊猫、汉服、中式饮食等要素上；海外民众面对中国文化时，由起初的猎奇心态，到逐渐地习惯性认知，最后形成固化的刻板印象。国外观众观看中国艺术展，最初的动机大多是想要接触某种对他们来说的“异质文化”，但在对话过程中，由于国外观众缺少理解这些展品的前置文化知识，这些展品在他们眼中呈现出的只能是脱离文化内涵的、陌生化的“视觉形象”，其结果便是当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视觉形象”的价值时，反倒相当于人为制造了一种“文化壁垒”④。今天，当我们面对频繁发生的此种现象时，有必要追问：这些海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究竟是现实中的客观样貌，还是被塑造的刻板印象？这既是一个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是一个艺术批评问题。结合笔者在海外文化交流与讲学过程中对海外受众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艺术展览的类型化表达方式与观者的文化接受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如今，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的艺术表达已经成为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也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通过在海外举办艺术展览的方式加强对国家形象的文化传播(下文所举案例均为国家各级文博系统推动的重要展览项目)。 2024年，“百物看中国”系列文物艺术出境展，通过玉器、漆器、陶器、青铜器、印章、石刻、钱币、画像石等多门类汉代精品文物，向海外观众展示了中国汉代的历史画卷和生活场景。同年，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用来自中国10个省区市32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套)精美文物展现盛唐气象。2023年，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晚清百态”展展出了300件来自不同博物馆与藏家收藏的19世纪中国书画作品与器物用品，围绕宫廷、军事、文艺、风尚、贸易、世变六大主题，展示了19世纪的中国人物和社会百态。2018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凤舞紫禁：清代皇后的艺术与生活”特展从宫廷女性的独特视角讲述清代历史与文化。2017年，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帝国时代：中国秦汉文明”特展展出了来自国内32家博物馆与考古机构的160多件文物精品，是美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博物展。2016年，美国盖蒂博物馆“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艺术展展出了3个莫高窟原大复制洞窟，该展首次将3D立体虚拟实境运用于博物馆展览，还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增强受众对文书、绢画、织物的真实体验感，生动讲述了精彩的“中国历史故事”。还有诸如2007至2008年于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展览，1998年在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等等。从策划者角度来讲，这些展览都较好地向海外推广与传播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艺术样式。 在展览期间，大部分权威大众艺术评论媒介都以肯定的态度对此类展览予以评论：诸如“中国水墨画海外巡展惊艳布鲁塞尔”⑤；“西方人眼中的艺术巅峰，中国人心底的文化认同”⑥；“让‘百物’走出去，让世界看中国”⑦；“文物出境展要探索‘讲好中国故事’”⑧；“大汉风华征服匈牙利观众”⑨；“中国汉代文物‘组团’出境展出‘圈粉’海外观众”⑩；等等。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在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塑造公众的认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类固化的评论已与时代及现实语境产生某种脱节。 不言而喻，上述主流评论话语突出了艺术作品的“文本价值”(其中包含大众对展品在历史角度上的价值共识)，但这种“文本价值”却掩盖了作为时代艺术话语的展览本身与其所处时代产生的价值错位问题。在展现中国形象方面，借助海外展览创作“国家故事”的方式，在理念、策略选择等方面其实存在着一种隐性的误区。首先，在政治认同、价值认同等多重认同的权衡中选择单一的类型化自我宣传方式，容易让“中国形象”陷入刻板化的窘境，这些形象本身也容易成为概念化的能指。其次，将艺术展览实践对中国形象的阐释与叙事放置于西方文化框架内思考的方法，与其说是对海外艺术展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不如说是对西方关于中国的他者想象的顺应。西方的知识体系将“中国”置于有限的论述生产空间，也限制了中国形象自我衍义的能力。1998年“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的策展人沈揆一曾谈到策划这样一个展览的时代背景与初衷：是时经济全球化依旧是世界的主流共识，文化多元性思潮也正处于萌发阶段，西方对东方世界的关注与日俱增，在这一系列动因下，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主办了一系列以海外国家和地区为主题的展览，包括墨西哥展及“二战”后的日本展等，在当时引起轰动。在此背景下，该馆举办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试图相对完整地展示中国文化和艺术，使西方民众对中国产生较为全面的了解(11)。这次展览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当下。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曾指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出境展览虽然内容日益丰富、设计日趋精良，但展览输出结构仍不平衡。比如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出境展览多，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相关展品出境展览少；中国古代文物展仍为主流，反映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对外展览则较少；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现状与民众生活的展览几乎没有。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例，据相关统计，2016年该馆出境展览中，古代类展览23项，近现代类展览3项(12)，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展览则付之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