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艺术的跨媒介现象是晚近国内外文艺研究的焦点。按理，语言论学理既然证明了语言并非事物的传达，而是对事物的替代与建构，那就已然宣告了各种现代性划界冲动难以贯彻到底，如此，使界限在语言中互通，成为新地平线上的共识。这一共识为后现代背景所强化，必然带来“跨界”的局面。既然如此，为何艺术跨媒介研究会在近二三十年间引发热烈的关注？这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其他跨界现象的特殊理据，即复数性哲学。 2024年，德国学者艾瑞丝·朱利安出版了新著《单复数性的同台方式：基于当代舞蹈、艺术表演与视觉艺术视角》。该书吸收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一书中的表演性理论与脆弱性理论，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于中欧的观念舞蹈为核心，探讨了一种将舞台上的表演与排演过程合而为一的独特生产美学。朱利安指出，传统观念中的舞蹈表演总是事先编舞和排练的产物，这种以单一性为指归的舞蹈表演，不恰当地设置了编舞者(及其所代表的创作意图与主流价值体系)与表演者、表演者与观众的等级制度，使舞台成为实现这些预定程序的虚假结果。她认为应打破权力等级，在新情境中“将排演与舞台版本合并”，以实现“跨个人”的①、直面混合而未完成的表演状态，从而缓解市场对新作品的强烈需求给编导方造成的排演压力。 这种观念舞蹈是一种明明处在生产装置过程中却极力消除其痕迹的即兴表演，它将“为了成为舞蹈”与“已经成为舞蹈”融为一体，必然打破舞蹈自身的界限，使舞台上不再只有舞蹈这一种媒介。朱利安从跨个体合作的角度着眼，着重讨论不同参与者在最终作品中留下各自的痕迹，从而实现舞蹈民主化的机制。这一机制伴随各种媒介在观念舞蹈表演中的跨界协同，如为扭转观众对编导预先设定的惯性接受期待，观念舞蹈家在舞台上往往即兴使用出人意料的手势、形象造型和沉默的姿态，这些都越出舞蹈这一具备公认肢体动作定式(相当于贡布里希所说的“预成图式”)的媒介的界限，使“‘舞蹈’与‘非舞蹈’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②，促成舞蹈与其他艺术媒介的融合。在朱利安的例证中，让25名舞者随着流行歌曲《温柔地杀死我》的响起而躺在舞台上，用朴实的“躺着”来诠释死亡的意义，通过进入“不停地使自身框架消失的模式”(即舞蹈自身媒介的消失)与戏剧及音乐艺术接通③，是在跨媒介；在“复制印度神庙和/或埃及绘画与雕塑上的浮雕”的过程中④，借鉴、创造舞蹈的动作语言，也是在跨媒介。这都让观众能够“在看之外，拥有触摸和其他感觉”⑤，印证了国内学者卿青有关观念舞蹈是反思“舞蹈媒介以及媒介间的关系”、从而在跨媒介中消解权力等级预设的判断⑥。观念舞蹈由于即兴而在理论上可能的表演失控，之所以在实践中不易发生，是因为跨媒介所形成的不同媒介间的互相牵制⑦，从根本上赋予了看似失控的临界表演状态以意义的指归。 在论证观念舞蹈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艺术后，朱利安揭示了这种舞蹈在晚近哲学中的特殊理据——复数性哲学。杰拉尔德·西格蒙德在序言中指出，该书“利用哲学与本体论领域的思想，特别是让-吕克·南希的‘共存’概念”⑧；朱利安自己也表示：“南希的哲学设计，特别是‘共存’，是一种对有关‘独异’艺术家的强调的批判性质疑手段。”⑨这里涉及的当然是南希谈论复数性独异的著作以及其他晚近相关成果。立足于“复数性”概念，朱利安援引并认同戏剧学者兼策展人安德烈·莱佩基的见解，认为“艺术与表演领域的独异性在于艺术家为促成相遇(单复数)而创造出的事件”⑩。可以说，艺术的复数性是艺术跨媒介性的前提和驱力。让我们沿此先考察复数性的当代成因。 二、复数性的当代成因 “复数性”(plurality)这一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萌芽，不过主要作为被普遍性哲学统摄的对象而存在。诗对理念作了摹仿的摹仿，故而和真理隔了两层，变得虚假，并会导致伤风败俗。柏拉图以此为由，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所谓“摹仿的摹仿”即一种复制品，就是在朴素的普遍性意义上宣称了复数性的不可靠。这种对复数性的不重视，贯穿于古代和近代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主流哲学中。进入现代以后，语言论更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学理地平线，语言的符号(替代品、表征)系统性质，使它每当试图指称(直通、传达)一种事物，便把这种事物替代了一遍。这等于承认，语言是对原物的不断重复建构，即“如果符号是任意的，那么凭这点，在它与任何意义关联之前，原则上我们总是可以用另一个符号、另一个可重复的记号来替换它，而替换者将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11)。这种重复建构的自由，从个体角度赋予了复数性以合法性。这种个体意义上的复数性会形成另一种普遍性，比如结构主义。有鉴于此，德里达一方面受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从重复的角度看待符号；另一方面则不满于符号重复的在场形而上学窠臼，极力引出蕴含在符号重复进程中的解构性力量，主张“转向符号学与内在性的语境，由于其本质上的可重复性，没有比这更大的断裂力量了：一个人总是可以把一种书写的组合段，从包含或产生它的关系链中提取出来，而不流失一切运作上的可能性”(12)，初步展望了复数性哲学的当代可能。 为证实这种当代可能，德里达的追随者勾勒出一条从圣经阐释学、维柯、黑格尔、德国浪漫派、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乔伊斯、拉康、德勒兹、伊利亚德到德里达的复数性哲学谱系脉络。这条脉络内含两种复数性方向，一是“要求我们在预先设定的相似或同一的基础上思考差异”的重复，二则是“恳请我们将相似、甚至同一看作是一个本质差异的产物”的重复(13)，后者即德里达的复数性哲学。一些学者正是从德里达的重复思想出发推论复数性内涵的。受德里达《签名、事件、语境》(1971)一文影响，他们将事物的独异性阐释为同时有别于个体性与普遍性的重复：当把一种事物从全体事物中分化出来、试图去获得其独异性时，这个过程经由精神分析机制中的无意识驱动，既重复着既有的秩序，又在重复与重复之间形成差异，由此不仅无法在单纯的重复中被普遍化为物种，而且“涉及不断努力地恢复无法以相同方式复制之物，因此不得不重复和改造自己”(14)。故而该事物的起源是本雅明所说的“在变化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而非“已生成者的变化”(15)，无法被回溯至个体意义上的实体形态。独异性由此不等于个体性或普遍性，而存在于同时克服了这两极后的复数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