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是一门系统研究艺术的本质与功能、形态与发展、创作与欣赏、传播与管理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是探究艺术及其相关问题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具有理论性、历史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中外学者对艺术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历史，而作为一门独立意义的艺术学理论，则萌生于18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提出的“美的艺术”及其分类①，形成于19世纪末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1841-1895)关于“美学与艺术学”独立的学术主张以及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1867-1947)“一般艺术学”的概念提出②。20世纪以降，艺术领域的先锋实践与技术文明的指数级发展，使传统艺术学理论体系陷入深层困境。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的《泉》(小便池)的现成品革命、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机械复制时代“光晕”(Aura)消逝的预言，以及智能技术所催生的人机协作式的创造模式，正在重构手工艺术、机械艺术、数字艺术和智能艺术的创作机制、表现形式和体验方式，也持续冲击着艺术学的本体论根基、方法论体系与价值论内涵。 迄今为止，就艺术学的理论发展而言，总体上还是采用手工艺术时代的经典理论和实践去认知和把握智能时代的艺术现实。虽然艺术学在近年来的探索过程中有一些闪光的阐释性理论创新出现，但仍然缺乏全新的艺术理论范式去系统揭示AI浪潮下数字艺术的新形态。“计算艺术”(Computational Art)的命名是对创作媒介的技术性承认，强调艺术创作依赖于可计算的逻辑结构而非传统手工技艺，是对算法执行与数据处理等计算机核心能力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揭示，是一种“算法艺术”和“生成艺术”。计算艺术学的勃兴，既源于算法生成、神经科学等技术突破对艺术创作与研究的赋能，更源于学术界对艺术学危机的主动回应。计算艺术学试图通过智能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修补甚至重构适合当代艺术实践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 一、传统艺术学的三重危机 (一)本体论危机：范式颠覆与理论失效 杜尚及其之后的波普主义、达达主义等众多当代艺术家们将工业制品、日常用品通过挪用、拼贴等方式纳入艺术范畴的先锋行为，彻底解构了传统艺术定义中以“人造物”‘审美性”和“创造性”为核心要件的艺术定义。总体而言，艺术定义的本体论包括艺术特征论、艺术功能论和艺术体制论等不同类型。正如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艺术概念并非基于共同本质，而是通过绘画、音乐、戏剧、雕塑等不同艺术门类间的交叉相似性得以维系。这一洞见使得传统本体论中“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艺术即情感交流”(托尔斯泰)、“艺术即人造物及其所在某个社会体制的授予”(迪基)等艺术的本质主义定义失去普适性。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指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地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③这种对艺术的判定依赖于个体的主观性，缺乏一个统一公允的集体标准。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强调：“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些外在的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④这个艺术的定义具有鲜明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遮蔽了艺术的情感功能和审美体验。亚瑟·C.丹托(Arthur C.Danto，1924-2013)提出“艺术界”理论，指出艺术合法性取决于“理论氛围”与艺术史语境的建构。⑤这种对艺术的定义虽然超越了艺术定义的感知属性，具有一种整体主义“理论氛围”和历史视角的“话语情境”，但这种由“艺术理论、历史知识和解释构成的氛围”具有历史语境的相对性，缺乏一种跨越历史的稳定性。为此，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1926-2020)深化了丹托的“艺术界”概念，认为“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⑥。这个定义强调了艺术品的认可是由艺术界的公众来决定的，而艺术界的公众是一群“对艺术有准备的人”，似乎陷于一个逻辑自闭的循环定义圈。当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布里洛盒子》凭借艺术界话语成为艺术品时，艺术形态的相似性已无法作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判定依据，艺术失去了跨越时空的本质主义特征，而只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解释性存在。 E.H.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认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会依赖已有的图式来整理和表现自然，这些图式是艺术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能够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表达思想和情感。⑦这种再现理论以“图式—修正”模型解释艺术发展，但面对抽象表现主义、观念艺术等非再现性实践，其强调的“图像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完全失效。彭锋指出：“在信息领域，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彻底模糊。通过艺术品来划出艺术边界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边界将彻底消失。或许我们可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重新发现艺术边界。”⑧当代艺术中“人工性”与“艺术性”的剥离，使艺术本体论陷入“范畴错误”。当自然物、寻常品被赋予艺术品的身份时，传统艺术理论赖以立足的“人工创造”前提已然崩塌，“艺术家”的身份依然模糊。这种危机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为凸显。算法生成的图像、AI作曲的音乐，其“创作主体”的模糊性迫使艺术本体论重新界定“艺术之为艺术”的存在论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