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和社会资源[1]，叙事是“呈现和理解经验最好的方式”[2]，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语境下，档案叙事完全可以作为文化的呈现和建构方式。近年来档案叙事与文化的关系引起众多学者关注。一方面，档案叙事能深刻解读档案中隐喻的文化[3]，让文化展示更为完整直观[4]，并凝聚文化精髓[5]、实现文化认同[6]、为文化注入新鲜养分[7]；另一方面，文化也可以驱动档案叙事[8]，提升档案叙事效果[9]、赋予档案叙事合理合法性[10]。现有研究主要从档案叙事中文化的传播逻辑、资源开发、社会服务等角度出发，较少提及档案叙事的文化特征、属性等。因此，本文旨在阐释档案叙事的文化意蕴，全面分析文化对档案叙事的实质作用，并探讨归档环节文化价值考量的实施路径，进而在实现档案资源真实性、凭证性等属性的基础上构建档案文化场域，彰显档案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价值。 1 档案叙事对文化的作用机理 档案叙事与人类的文化演进密不可分。在诸多文化系统中，档案是记录、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文化借助档案的形态存在，并在档案叙事中得以表达和运用。 1.1 档案叙事深化文化的意义世界 人类对文化意义的创造和追问，会生发出一种哲学图景，被称为“意义世界”11]，如儒家文化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象征。档案叙事虽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但不会囿于其表意，必然指向某种文化的选择和表达，甚至创造出特殊符号来表现具体的文化意象，进而丰富人类文化的意义世界。档案叙事的价值诉求如果只局限于准确、全面地还原历史，不注重对时代意识的唤醒和对文化特质的论述，无疑会削弱档案与现实社会的关联，从而对档案的文化意义彰显造成一定程度的消解。 除了文化记录，档案叙事还承担着文化阐释和创造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进一步深化了其文化意义。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基于鄂温克族有关萨满信仰、驯鹿文化等非物质文化档案资料，用文学叙事进行创作转化，在虚实交织的叙事中勾勒出鄂温克族百年来生存环境变迁与精神嬗变，呈现出另一种文化意义。再如，近年来四川省政府一直注重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不仅通过文化节、综艺制作等多种形式展示蜀绣、绵竹木版年画、羌族刺绣、川剧等非遗文化，同时还大力推进非遗工坊建设，出台《四川省非遗工坊管理办法》，创新非遗文化传承并赋能乡村振兴。档案叙事正通过构建共同的集体记忆场域，创新性地建立起一套文化韧性生成机制，成功留存了维系文化认同的意义系统，不仅在认知维度形塑文化主体性的当代阐释路径，还从发展维度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 1.2 档案叙事实化文化的可能世界 弗鲁德尼克指出，叙事是通过语言和(或)视觉媒介对一个可能世界的再现。[12]从人类固有的认知角度来看，档案叙事是叙事主体以原始档案为素材，借助自身理解进行的二次创作，是极具个人风格、时代特性的叙事方式。叙事主体本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时代赋予其独特的认知框架，全程熔铸在档案叙事中，这种双重介入必然会使档案叙事的文化可能世界呈现出动态性。因此，档案叙事构筑的文化可能世界会存在于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人们天然具备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可能世界的希冀，只要其可能世界与自身所秉承的价值观不发生冲突，可能世界会转变为人们认知、思考的文化资源。此时的文化可能世界就是基于社会规则之下人们想象能力、文化理解能力的群体汇聚。如叙事主体对古代的道观、寺庙等宗教建筑档案进行叙事，实际上就是将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想象、在苦难中寻找希望等意义转化为今人可感知的文化符码。凝固在石刻或木雕建筑中、承载着古代先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可能世界，会通过文本化的档案叙事突破物质边界，为跨时空的文化传承提供必要的基因序列。 此外，如果将档案叙事定位于文化的可能世界，会使档案实践从较为固定的利用层面延伸开来，更多转向社会伦理与人类文化中。如各孔庙前“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石刻档案就是文化可能世界的建构载体，档案叙事使其从实体维护向文化生产的范式跃迁。从信息传递方面来看，下马碑起到了道路管制的行政作用，但从更为广阔的隐喻或象征的可能世界来看，既可从中窥探出古代主要交通工具构成及与之相关的骑马文化，还可从中追溯儒学治国、尊师重道的社会秩序和严格的封建礼制。可见，所有档案必然蕴含着超出记载之外的另一个现实，而档案叙事通过物质、符号、时代等多重维度对其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文化解码，提供立体化且超越物质表象的文化想象空间。 1.3 档案叙事显化文化的符号世界 符号作为携带意义的感知[13]，除了具有呈现品格及指代能力外，还具有解释能力[14]。人类在形成图像、文字、声音等不同形式的档案叙事之前就创造了系列符号进行表达。符号可以直白明了地指向具备文化元素的档案，意义越清晰明确就说明档案叙事的策略越成功。如从商业契约文书档案中可知，交易双方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在契约末端往往会采取签字画押的方法。这里的画押一般指交易双方的指印或者所属印章，其优点在于将话语不能陈述的行为状态转化为有迹可循、能够辨识确认的具体符号并获得法律的支撑与保护。指印和印章就成为当时法治文化的直接佐证，也是商业合同“真实性”的指代符号。再如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竹子可被视作君子之风的符号，水墨画中的梅花被视为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符号，京戏脸谱中红色是忠勇侠义的符号、黑色是正直无私的符号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体的实物和颜色脱离了固有的文本意义限制，与社会文化建立起直接的印证关系。符号的简洁性、精准性赋予了档案叙事更加客观、可理解的特性，且在感知上迅速使档案与文化产生合理性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