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即被界定为“一门讲述故事的学问”。随后出现的“经典叙事学”更将其固化为“文学叙事学”或“小说叙事学”。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逐渐打破了经典叙事学的局限，还叙事以跨媒介、跨文化、跨学科的本来特性，并赋予叙事更丰富、更深厚的理论维度。自此，叙事被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用以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这一现象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被称为叙事转向，具体包含两方面：一是将叙事作为研究的对象(narrative as an object of research)，即转向叙事(turn to narrative)；二是将叙事作为研究方法(narrative as a tool of research)，即叙事学转向(narratological turn)[1]。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叙事不再局限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具体学科领域，而是扩展为一种看待学科发展的视角，进而催生了学科叙事。从内涵来看，学科叙事是指在叙事学视野下以学科为主题的知识性传播活动，对内讲述学科发展故事以获得学科内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对外展现学科形象以获得社会认同。无论是展现学科的“自我形象”还是“他我形象”，从建构主义视角看，学科叙事并非纯粹的主观知识塑造，而是基于学科发展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客观建构，学科内外部的知识共同体均参与了这一建构活动。 学科叙事，又称学科史叙事。它并非对过往事实的单纯编年，而是在建构自身合法性过程中不断重写与再生产的产物。学科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叙事话语，体现了一门学科所形成的学术争鸣与学术认同，展现了学科史的时间性与因果链，在话语层面构成一种递归的互构关系：任何一次对学科史的重述，也是对当下学科身份的重塑；而每一次学科叙事的范式调整，也必然会为学科史研究的意义重新赋能，使“过去”成为服务于“未来”的动态资源。聚焦于档案学科领域，近年来叙事学与档案学的融合催生了“档案叙事”这一研究议题。档案叙事通过应用叙事学理论，旨在为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2-3]、档案记忆叙事性建构[4-5]等实践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并着力构建相关的理论框架[6-7]。其研究逻辑侧重于将档案视为叙事媒介，关注“如何用档案讲好故事”，而非基于学科本身探讨“如何讲好档案学科故事”。因此，从叙事角度探讨档案学科自身发展问题的成果付之阙如。周林兴等[8]分析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学科发展历史中出现的认同困境及其根源，并就重建档案学科认同提出建议。闫静等[9]在库恩科学史观视域下，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脉络，总结了中国档案学科叙事的演进规律。然而，目前仍缺乏从综合性视角探讨中国档案学科叙事在历史脉络、内在动因和未来发展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从学科叙事的视角出发，回溯民国时期中国档案学科意识的萌发，梳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档案学现代化学科建制的历史进程，进而剖析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进的内在理路，并探讨在“后学科”景观下中国档案学科发展的未来。 1 中国档案学科叙事的历史演进脉络 1.1 萌发与新生：民国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学科化”叙事 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期。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工具，文书档案管理实践在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中得以发展，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机构、管理规范，以及工作流程，但在学科建设方面近乎空白。相关的档案学术思想也多分布于历史研究中。例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中指出，记事要“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10]，强调档案文献编纂应遵循“直书”原则。尽管古代档案思想尚未形成系统学科，但它是从中国悠久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历史中萌生而来，是以研究和解决与档案相关的各种问题为目的的学术思考，是中国档案学固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成果[11]，为民国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化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历史根基。 20世纪初，随着明清历史档案的整理、行政效率运动的开展，以及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改革的推进，档案研究也渐趋深入，来自行政学、史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均开始对档案问题展开探讨。以甘乃光为代表的行政界人士掀起了档案管理研究热潮，并在《行政效率》杂志上先后刊发了六十余篇有关档案工作研究的文章，推动形成了“档案学”这一专门的研究领域。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了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系统开展档案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1935年，沈兼士、滕固先后公开发文提出“档案学”这一概念，并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各方力量的推动，催生了档案管理著述陆续问世。著述往往能体现某一学科领域内学者的学术话语。尽管当时中国档案学尚未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但从此阶段形成的档案学著述看，民国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已出现“学科化”叙事的萌芽。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在接收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后，成立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并相继出版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件)》《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题本)》《整理明清史料要件报告》《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等多部目录类书刊。同时，随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和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开办，一批规范档案工作的指导类著述相继出版，如滕固的《旧档案之保存与整理》(1935年)、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1935年)、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1936年)，等等。这些成果标志着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逐渐走向深入。1949年5月，殷钟麒所著《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出版，该书对近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管理实践作了较为完整的阐释，可谓集民国时期档案学发展之大成。至此，近代档案学已在思想上为其学科化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是中国档案学走向“学科化”的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