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蔡元培美育思想之研究已蔚为大观，著述宏富。既有研究多聚焦其美学理论体系及现代性特征，亦不乏对“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的专门论说；晚近研究则渐次转向“社会美育”[1]，剖析其美育思想的深层意涵。本文立足近代全球文化流动的宏观视野，以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在政治、宗教、文化诸领域启动的现代转型切入，系统考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社会性指向及理论特质，并揭示其所面临的实践困境，以期为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美育的社会性特质补益实证维度，亦为当代社会美育之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启迪。 一、“以美育代宗教”所针对的历史背景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直接针对的是“孔教运动”与“基督教运动”两种“宗教救国”行为，其更深层的背景则是西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全球文化扩张。 19世纪被誉为基督教全球扩张的“伟大世纪”[2]，中国也是教会扩张序列的一部分，康有为“孔教救国”思想正起于反洋教运动。1840年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来华传教士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不断增大，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从1885年《天津条约》到1895年《马关条约》的10年内，基督教在华扩张态势甚为迅猛，先后引发教案数百起。不过，反洋教斗争非但未能阻止洋教在中国的扩张态势，反而成为西方殖民蚕食中国的借口，1897年“巨野教案”后，德国借机强占山东胶州湾。面对危境，康有为从国家存亡的角度提出尊立孔教，以对抗西洋宗教及其军事图谋。 康有为察觉到“西人以宗教取人国”的野心，故早在1885年前后就提出“宗教兴国”主张。他认为“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国亦从之”[3]。1886年前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指出，孔子“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4]，这种以学术思想黏合社会的功能使儒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宗教属性。孔子与耶稣、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及希腊贤哲、先秦诸子等皆有“改制立法”之功，皆可奉为“教主”，故此，应尊立孔教以建立中华自己的国教。 此时的西洋教会确实存有通过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式取代儒学，以拔除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的妄念。1890年的一场传教士会议纪要明确记载：“作为儒教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教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是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旧士大夫，因此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5]此刻，知识分子是教会要围剿的一个群体。对此，康有为在1891年就起底了洋教文化殖民之根本：“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新约》。”[6]并从护卫中华道统、学统传续的维度尊立孔教，以图“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7]。1898年，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上呈光绪帝，直陈洋人传教的侵略意图：“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8]在康有为的力倡下，孔教会被轰轰烈烈地发动了起来。此后孔教会迅速扩张，在上海、北京、天津及海外如纽约、东京等地皆设支会。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宣布尊孔，但遭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多数否决。后北京基督教徒联合天主教、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教信徒组成宗教联合会，强调信教自由，反对设定国教。1916年，康有为再次电请北京政府拜孔尊教，但遭到强烈反对，“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9]，孔教运动就此落幕。 孔教是康有为种种政治与经学主张的核心，也是其在基督教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新文化、变革思想、组织社会以保全中华的建制性依托。一方面，他看到在洋教冲击下，中国政治文化不断遭受侵蚀，而孔学不仅传续道统、学统，还有类似宗教的诉诸情感、安定灵魂的文化力量，因此试图以建制化的国家宗教行为来延续这种文化上的血缘之亲，以便“在保留中国文化象征符号的前提下革新文化”[10]；另一方面，他也把握到孔学群聚徒众、改制立度、改良社会以对抗洋教的动员潜能，这是其秉承“宗教救国”之观念的底层逻辑。康有为苦心孤诣地推动孔教，目的是在抵御西方文化入侵、保存自我文化血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民族意义上的文教国家范式，以文教立国，推动现代国家的建构。[11]但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文化遭遇空前危机、面临巨大挑战的历史语境下，在保守主义与激进思潮的剧烈对冲中，这种改良方式最终以失败告终。[12] 在孔教运动消沉的同期，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步入黄金发展期。《辛丑条约》后，基督教传教在制度层面得到了治外法权保护，而在实践层面，教会吸取义和团事件教训，改变传教策略：不仅投入巨资训练教友，鼓励传道，[13]努力增加中国教士与职员，还广泛利用开办学校、设立医疗机构、创办杂志报纸等现代传媒来传布教义。通过成体系的社会服务手段，教会在组织社会方面形成了更加隐秘且富针对性的传教策略。同时，教会依旧强调猎获中国精英群体的重要性，提出不能仅在社会下层中传播，还要争取中国的统治者、文人和青年，攻破中国学生和知识阶层这一“不可攻破的要塞”[14]。在1907年举办的来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上通过决议，明确要求将青年学生的传教事业委托给青年会，以便用最短的时间来赢得学生和知识阶层[15]，这一主张很快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工作中得以贯彻。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是世界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分支。后者于1844年初创于英国伦敦，主要针对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青年工人精神匮乏问题而设立，旨在通过教会的社会服务缓和劳资冲突、化解对立、团结社会、改良秩序，最终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19世纪80年代，北美地区掀起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北美协会的扶持下迅速成长，青年会的人数不断增多。[16]青年会的使命是“联络少年男子，使之互相辅助。讲求德育、智育、体育、社交四项有系统的进步”[17]，其中，通过社会服务公益工作、演讲，以及各类文化体育活动来争取青年学子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北京青年会通过创办圣经学校及各类财商华语学校、开展各项体育活动、邀请各界知识名流开展讲座等方式，短期内集结起大批青年学生。1913年2月，“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穆德在北京面向大中学生代表发表系列演讲，在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群体中引发共振，教育部为此特批半日为休沐日。[18]同年11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机构“北京社会实进会”(以下简称“实进会”)邀请3位美国讲员在多处发表演说，先后有1000名来自官办学校与1150名来自教会学校的学生出席演讲大会。[19]1913年至1914年，袁世凯先后接见了多位来华基督教要员，对基督教的在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西方已被排除出政治和公共教育体系的基督教，在中国却持续深入国家政治及教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