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参考穆斯托克西蒂和克罗齐相关主张，尝试提出19世纪法国美学相对于启蒙时代的两次转折，分别是库赞(Victor Cousin)代表的折中主义观念论“美之学”和孔德(Auguste Comte)引领的实证主义美学。①若此说成立，库赞与孔德堪称此期法国的美学“双C”。孔德之后，在实证主义思潮弥漫全欧洲的热浪中，出现了丹纳、维龙、居友等具有鲜明实证精神的美学家，将法国美学从形而上进路带向关切艺术事实的研究。其中，要数孔德最少被美学史记载。要紧之处未必在于为历史人物锚定美学史位置，毋宁说在于从具体文献中洞察美学范式何以革故鼎新。所以，孔德文本中直接、具体的美学陈说尤为关键。 尽管孔德本人声明其思想的连续性②，但其思想的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③，一般认为，以1845年为界，早期阶段更多关注科学和理性，晚期阶段则转向宗教与感情。笔者依据其文本断定，他早期作品零星涉足美学，如《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phie positive，1830-1842)和《论实证精神》(Discours sur l'esprit positive，1842-1844)提及人类历史神学阶段的“美的艺术”，美学在其晚期著作里获得集中阐发。晚期孔德的美学思想罕被重视，却曾被研究者誉为“美学理论的显著贡献”④。应如何理解晚期孔德的这种转变？孔德既无心在美学史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也并不热衷或精通艺术史，那么，其美学推进的动因何在？若从作为整体的孔德思想这一维度来衡量，可参考大革命之后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史动力，将该转变理解为社会学从社会科学向社会哲学拓展领地的内在要求；若揆之以美学史，则不妨参照当时既有的“美的艺术”概念，挖掘“实证主义艺术”(art positiviste)的社会责任与特征。本文将基于孔德晚期文献，探讨这一美学史转折的特殊发端，进而试图证明，孔德针对“美的艺术”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造，不啻艺术哲学史的浓重一笔，既勾勒出一份崭新的艺术工作方案，也提出一种独特且影响深远的普及美育理念。 一、两个“体系”：从“想象力动员”到“实证主义的审美资质” 以“体系”命名的作品，在思想家生涯中往往占有重要位置。“体系既是历史发展的终点，也是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⑤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为实证主义者的孔德，孜孜追寻实现全人类统一性的良方，这一“重大问题”也即对利己主义的克服之道。⑥作为成长于后大革命时代世俗化加速进程的知识分子，孔德同库赞、基佐一样警惕启蒙运动的负面后果，特别是继大革命而来的社会失序状态，包括制度的频变及观念的纷乱。在新条件下恢复秩序、重建共识，成为孔德这一代思想者的当务之急。⑦孔德一生作有两篇名为《实证政治体系》(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的作品，分别写于思想生涯的早期和晚期。其美学思想变化的基本线索，恰好显影在两个“体系”的差异上。 早期的《实证政治体系》文本脱胎于《社会改组所需的科学研究方案》(Plan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s nécessaires pour réorganiser la société)，该文据说为时任圣西门秘书的孔德的首个具名作品。⑧1822年，它被首次发表于圣西门的《论实业体系》(Du système industriel)系列，两年后，即1824年，其修订版被收入圣西门《实业家问答》(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第三册，更名为《实证政治体系》。⑨ 对于这个早期版本的《实证政治体系》，圣西门在序言里指出它过于偏重科学而完全忽略感情与宗教，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派之间偏于后者，本质上有违实业家平衡利用两派科学能力的主张。⑩这个批评不失公允，而且竟至高明地预言了孔德的晚期转向；至于它是否全然立得住，则取决于如何看待孔德“想象力”概念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一方面，孔德将神学政治和形而上学政治统称“想象力政治”，实证政治相对于二者的进步性正在于观察对想象力的明显优势和有效控制(11)；另一方面，孔德肯定想象力在社会中可能发挥感情动员作用，从而促进“在社会改组的整个创举中留给美的艺术的特殊任务”(12)。 依笔者之见，实证精神的真实、综合、相对等特征使上述两个方面能够相容。按孔德的社会动力学，人类理性必然进步，在社会各部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以想象力为基础的第一阶段(神学阶段)必然前进到形而上学阶段，再抵达以真实为特征的实证阶段。每个阶段存在解释世界的主流模式，但往往并非唯一模式，因为任何阶段皆是综合，实证阶段是最终综合。在实证阶段，事实的对立于想象的、虚幻的。实证主义以相对取代绝对(13)，对立并非意味着否定或抛弃，而是一种相对的侵吞、吸纳，以及向晚出阶段的混融。新生社会秉持科学至上，但并非彻底消灭神学或神学思想的社会。神学时代的遗存将以多种形式存续在科学时代，如拜物主义思维这种自发获得世界可理解性的方式。科学拙于对这种自发现象的处理，因为科学天才总是局限于现实的狭小范围；艺术天才则通过想象力的激发而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能够在科学基础上“启动最终崇拜的基本综合”(14)。所以，社会历史的实证阶段之实现，将有赖于一系列成体系的综合举措，其中必须包括想象力改革：针对想象力的改革与调用想象力的社会改革。 孔德指出，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由于关乎新社会体系的真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掌握”(15)，为激励民众的参与热情，抑制自私自利、专门为己的自然道德观，有必要借助一定手段调动民众对新体系的想象力，将人群占比为少数派的“学者”(savants)(16)所勾画的未来社会图景借由想象力来准确再现(此即“想象”的“形象化”字义)，内在地鼓动民众去自发、生动、鲜明地萌生对该理想的信心，而非被动、机械乃至死气沉沉地服从于某些干瘪的号召与命令。这种想象力看似自由无拘束，洋溢在全体社会成员朝气蓬勃的状态中，实质上精准地指向实证理想之目标。(17)重要的并非艺术如何增强自身，而在于艺术的社会功用，即让擅长形象叙事的诸艺术借助“想象力动员”来为未来政治做情绪上的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