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术术语的确定往往与学术体制这一公共行为有关。起初，学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术语以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很容易造成术语与概念错位的情况。要么是一个概念有许多术语，要么是一个术语有不同概念。在这个时候，公共行为的介入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就“美学”译名而言，从1866年罗存德使用“佳美之理”“审美之理”之后，出现了诸如“美妙学”“如何入妙之法”“艳丽之学”“审美学”等许多不同的译名。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发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将“美学”列为工科建筑学的一门补助课。自此，“美学”成为官方认可的学科术语名词而被确立下来。同一年的6月至8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确定使用“美学”这个概念，论述“《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1]。这不能不说跟《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使用“美学”一词有关。 一、中国“悲剧”美学理论话语的跨文化建构 术语一旦从话语语境中脱离出来，就会形成固定的含义。这种含义不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一个术语在跨文化和跨语际的旅行中，其所表达的概念也应该不会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因此，脱离文化语境的术语最适宜在词典中找到栖身之地。 与“美学”这一术语一样，“悲剧”也是一个外来词，对应的是“tragedy”。1822年，马礼逊在《英华字典》中最早将其译为“苦情的戏，悲戏”[2]。1844年，卫三畏在《英华韵府历阶》中译为“悲戏”[3]。1847年，麦都思的《英华字典》译为“悲、悲戏、哭戏”[4]。1866年，罗存德《英华字典》译为“悲戏，悲切之戏”[5]。1872年，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译为“悲戏，哭情戏，苦情的戏，报应戏文，悲欢相合”[6]。1899年，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译为“悲，哭戏，悲戏，忧戏”[7]。1908年，颜惠庆《英华大字典》译为“悲剧，悲哀之戏曲”[8]。可见，从词典来看，在1908年之前，“tragedy”对应的大多是“悲戏”。而从颜惠庆开始，“悲剧”这一术语才进入中国的词典。 在词典之外，“悲剧”这一术语也可见于19世纪末期的报刊文章之中。根据张哲俊的考证，最早将悲剧与“tragedy”对译的是日本学界。1888年出版的《韦伯斯特氏新刊大辞书和译字汇》把“tragedy”译为“悲剧”，但这一译名并没有固定下来。1892年，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北村透谷发表评论文章《对于他界的观念》，文中使用了“悲剧”一词，“使后来去过日本的中国学者得以沿用”，并传入中国[9]。 中国学者最早使用“悲剧”一词的是欧渠甲(无涯生)。他在1903年发表于美国旧金山华文报纸《文兴日报》的《观戏记》一文中使用了“悲剧”一词。但由于欧渠甲不是在中国使用这个词的，所以学术界倾向于忽略不计[10]。1904年3月，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之演剧界》，其中也使用了“悲剧”一词。因此，蒋观云可以被视为在中国最早使用“悲剧”这一术语的人。但由于蒋观云并未对这个术语做出详细的界定，故而学界仍然倾向于认为，“真正阐发悲剧本质问题的第一人是王国维”[11]。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一书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它与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之悲剧”[12]。在这里，“悲剧”与“美学”这两个术语得以连接，“悲剧”作为美学范畴而不仅仅是一种戏剧类型而得以确认。王国维“悲剧”美学理论话语的跨文化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如果说术语是话语的脱语境化界定，那么，话语则是术语的语境化表达。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借用叔本华的悲剧术语，认为《红楼梦》的悲剧都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13]，而不是由“极恶之人”或“盲目的运命”造成的。相比而言，浮士德的苦痛是“天才之苦痛”，并不容易引起普通人的怜悯与恐惧，而宝玉的苦痛则是“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14]，更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因此，王国维得出结论说《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15]，是比《浮士德》更具悲剧性的悲剧。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话语”[16]。王国维将悲剧这一外来术语置于中国语境中，凸显中国问题，捍卫中国文学经典的尊严，从而将外来术语转化为中国话语。表面上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以西释中”，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经典《红楼梦》，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以中释西”的过程。 王国维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叔本华的理论去解释《红楼梦》，而是对叔本华哲学进行了认真的辨析、取舍、改造，他自己曾说： 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1902)之间。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康德)之《纯理批评》(《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其议论之犀利，亦未曾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矛盾之处。去夏(1904)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