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决定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p.284)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历程中，毛泽东躬体力行并竭力倡导，以调查研究为锐利武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确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投身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主要革命活动之一，也是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革命实践，而调查研究则是贯彻始终的工作方法，谱写出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篇章。本文着重研读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代表性调查研究文稿。 一、《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以下简称《态度》)，最早发表于1926年1月1日创刊的《中国农民》第一卷第一期，可视为毛泽东同时期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姊妹篇。这篇文稿是毛泽东1925年2月6日到8月28日在故乡韶山养病期间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反映了毛泽东作为农家子弟对农村社会的切身体会，以及投身社会活动后对农民问题的相关感知。在韶山，从进行农村调查，到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发展党员，毛泽东系统积累了第一手农民运动经验。特别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遍访亲朋乡邻故旧和各界代表人士，对韶山及其周边农村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在领导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对韶山农村各阶层如何看待国民革命和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有了许多直接感悟。韶山的农民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不仅成效大，而且极具代表性，是湖南全省农民运动大发展的缩影。1926年12月，湘潭县农会《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2](p.172)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后来回忆，毛泽东那次在湘潭西二区银田寺和韶山一带从无到有开展农民运动，“到十月，已经组织起来的乡农协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3](p.62)同年12月，毛泽东自广州寄信到韶山，附有农民协会简章，要他们在乡农协基础上成立区农协。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于是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协。到1927年春公开活动时，会员达到11700人。[4](p.147) 为期半年的韶山农民运动工作，为毛泽东比较准确地分析农村阶级关系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次韶山之行是携杨开慧和毛泽民一同回去的，他们两人和一直在韶山毛家居住的毛泽民发妻王淑兰一同协助毛泽东搞调查。有回忆说：1925年8月，毛泽东离开韶山赴广州后，杨开慧仍留在韶山搞农民运动，“同年10月，开慧姐根据毛主席指示，带着整理好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来到广州，毛主席审阅这些材料后，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两文在广州定搞(稿)”。[5]这篇回忆文章的作者还忆及1927年2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返回武昌，她去家中探望，看到杨开慧忙于整理毛泽东的调查笔记，毛泽东称赞杨开慧，“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等情形。 具体就文章内容来说，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比，《态度》的篇幅和文字量与前者大体相当。从时间看，二者属于同一时间段的作品；从内容看，二者关于农村各阶级和阶层分析的文字有少量重叠，但后者不曾像前者那样经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本人修改整理，因此更原汁原味。前者属于综合性全面分析，后者是针对农村的。因此，后者能更多反映毛泽东在韶山农村中开展艰苦细致调查研究工作的成果，对农村各阶级各基层的分类更细、评价论述更充分，并且指出农村中八种阶级阶层各自的政治态度，甚至分别有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和在全国各自有多少人数的估量，尽管这些数字并不精确。比如关于地主阶级，毛泽东当时将其分为大地主(占有田地500亩以上者)和小地主，后者被视为中产阶级(后来称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当时把小地主和富农也归于中产阶级。虽然这一划分没有他后来的科学分析那么严谨，但那时对地主阶级的定性却已经十分准确，他指出：“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最后的原因。”[6](p.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则是把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连在一起进行论述的，即“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pp.3-4)显然，这已经是整理后非常规范的表述了。反倒是一年以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相关表述，即“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1](p.15)更能显示出与《态度》那段论述之间直接的传承与发展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当时就把推翻地主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他指出：“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7](p.16)《态度》指出，在农村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斗争策略，即“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而如果遇到极端残暴的土豪劣绅时，就必须完全打倒他们。对于游民则要帮助他们解决失业问题，争取他们加入农民协会，倒向革命阵营，壮大革命力量。[6](p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