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明确政治图谋的、极具危害性的错误思潮，其本质在于通过歪曲、篡改历史事实，侵蚀国家认同与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消解社会共同记忆与价值共识，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与历史成就，从而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着重于1944-1949年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①(下称“白皮书”)，正是冷战初期美帝国主义运用唯心史观炮制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典型文本。这一文本的本质，实为以历史虚无主义手法歪曲中国近代革命进程，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对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于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先后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政论文章②，系统揭露“白皮书”掩盖的美帝国主义侵华本质，有力地批判了其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和论调。毛泽东对“白皮书”的批判，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理论根基，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打破对美不切实际的幻想，更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将历史规律、革命必然性转化为民众共识，为新生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其唯物史观方法论亦为当代抵制错误思潮、捍卫国家历史记忆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一、毛泽东批判“白皮书”的动因 1949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意味着美国长期以来妄图通过支持国民党政府控制中国的图谋面临彻底失败。为此，美国国务院于同年8月5日发表了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件——“白皮书”。这份文件绝非简单的政策阐述，它既是一份美国无可奈何之下援蒋失败的供状，更是美国再次精心策划、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产物。为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发展走向，美帝国主义政府罔顾历史事实，一方面在其精心炮制的“白皮书”中编造出“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极权政府论”等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妄图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进而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白皮书”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③“再显身手”，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为揭露美国“白皮书”的险恶用心及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教育国内部分对美仍抱不切实际幻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迅速展开对“白皮书”的深刻批判。 (一)“白皮书”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及危害 “白皮书”通过炮制“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极权政府论”等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意在对内推卸援蒋失败责任，对外延续殖民野心。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否定中国历史客观规律、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扶植新的“代理人”，以服务于美国意识形态输出需求。 标榜“对华友谊论”，试图消解中国反帝斗争的合法性。“白皮书”公然将美国百年侵华史美化为“对华友好”史，试图掩盖其侵华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的实质。“白皮书”开篇便煞有介事地介绍自184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大肆渲染美国很早就关注和关心中国，声称借助宗教传播、慈善救济和文化教育等方式，团结中美两国人民和加深中美两国友谊。它以1844年《望厦条约》为起点，宣称美国对华政策是“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声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系以两种相辅而行之原则为基础，其一为经商机会之均等，其二为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与政治独立之维持”。[1]1然而，其实际内容却暴露了美国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获取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这些条款的本质无疑是赤裸裸的殖民扩张。“白皮书”大肆标榜美国19世纪末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将其美化为旨在“维护中国主权”。但这一政策实则是要求列强在华利益均沾，以确保美国资本不受排挤，其本质是美国为了在中国市场攫取更大利益而采取的卑劣手段。此外，“白皮书”承认美国常以武力威胁干涉中国内政。譬如，美国海军长期部署在中国沿海(如青岛、上海)，以“保护侨民”为名行武力威慑之实；明确提及支持袁世凯、北洋军阀及蒋介石政府，通过经济援助与军事顾问绑定，确保其代理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等等。为增强说服力，“白皮书”选择性回避侵略行径，刻意淡化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仅强调“援助中国”行为，如“庚子赔款之移作中国学生的教育用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消在华治外法权。”[1]Ⅳ“白皮书”继而编造了美国始终维持对华“友好”外交政策——“三项基本原则”，即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对华友谊论”遮蔽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及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与经济掠夺野心，模糊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合法性。 鼓吹“否定革命论”，意在消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白皮书”罔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将中国革命的动因歪曲为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危机。其声称：“在十八及十九两世纪期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造成土地不堪负担人口之现象。历代中国政府之第一难题，厥维如何使民足食，任何中国政府从未就此问题，独有成功”。[1]Ⅳ他们断言任何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吃饭问题，进而暗示革命无法改变中国困境。这种论调实质是消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他们宣称中国革命的另一因素是受“西方影响”，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大放厥词，“到十九世纪中叶，此前隔绝中国之坚不可摧的城墙，已为西方国家所突破。这些外来者携有进取精神，高度发展的西方技术与前此任何外族入侵时所未有之高度文化……他们不但未被中国同化，反而引入了新观念，成为引起骚乱与不安的重要原因”[1]Ⅴ。由此得出，西方新思想的传入才激起中国“骚乱与不安”的谬论。更为恶劣的是，“白皮书”将土地改革、工人运动等群众斗争简化为“外部煽动”的结果。此种说法，实为否定中国人民自主选择革命、自主开展斗争的历史主体性。究其本质，“白皮书”蓄意对中国革命进行否定与歪曲，掩盖“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进行革命的根本原因。其目的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认中国人民长期探索中自主选择革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发展制造舆论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