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中国古代哲学在历史上主要以经学、子学的形式而存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成立“新哲学会”。围绕中国古代哲学，毛泽东与陈伯达、范文澜等学者开展学术讨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古代哲学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一、毛泽东与新哲学会的成立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新哲学会成立。所谓“新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就是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①事实上，新哲学会的成立与此前中共中央倡导的“新启蒙运动”不无关系，其背景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以来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斗争与文化之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推行奴化教育，利用传统文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1934年，面对日军入侵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危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号称要以“礼义廉耻”固有道德改造国民生活习惯、求得民族复兴。与之相应，陈立夫提出“唯生论”，主张将儒家价值观与为国家、社会服务及奋斗、牺牲等现代观念相结合，并于同年组织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声称要以科学精神建设民族本位文化，复兴传统道德。次年，王新命、陶希圣等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尽管他们宣称反对文化复古派和全盘西化派的观念，要建立符合“此时此地的需要”的“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在当时背景下无疑助长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尊孔复古的声势。1935年4月13日至14日，北平哲学界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与会学者宣读论文，并商讨学会章程及筹备事宜。 对此，陈伯达表示，年会论文“实在是表现了中国老哲学界的空疏和贫弱”，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和“创造新哲学”的问题，应当放到脚踏实地的基础上，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文化运动，是以中国人民为本位的，与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人民更生相关联，新哲学运动也必须如此，它应当既是世界的新哲学，也应依据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加以“新的充实和发展”。②可见，陈伯达对于当时的文化思潮特别是哲学论争多有关注，而这里的新哲学显然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 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该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布改组。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先后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以下简称《哲学》)、《论新启蒙运动》等文章。在《哲学》中，他首次提出“新启蒙”的主张，认为当前中国尤其是哲学界的主要问题是“理论落后于实际”，新哲学虽然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但并没有对传统的旧思想进行系统深刻的批判，并没有把新哲学理论的阐发和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目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大联合，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应当成立“中国新启蒙学会”。③ 此后，陈伯达又在《论新启蒙运动》中进一步表示，这一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在接受五四口号的基础上，也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两者的不同首先在于时代的差别，即当前的民族灾难、社会层关系变动和民众的革命经验、作战能力，已非五四时期可比；其次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是新哲学者，运动的中心是“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在此前提下，新启蒙运动结合的范围仍是广泛的，即尽量把握参加救亡阵线的社会各阶层积极的一面，其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④ 同年10月，艾思奇也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表示，20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历史使命，不足以应对民族敌人的疯狂进攻态势，这次新的文化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要集中一切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的“文化要素”，不管是实验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结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一致对外。⑤ 1937年5月，以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为契机，北京、上海等地的思想界围绕思想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聚焦新启蒙运动的领导权、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在讨论中，新启蒙运动被倡导者定性为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这一运动还未来得及展开便匆匆收尾。此后，艾思奇、何干之、陈伯达等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陆续到达延安，并发表《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等著述，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重视。于是，新启蒙运动关注的自由、理性以及新文化建设诸问题，便以某种形式再现于新哲学会。 1938年6月，新哲学会成立大会召开。⑥会议推举艾思奇、何思敬负责具体会务，讨论了新哲学会的性质和任务，并通过了《新哲学会缘起》(以下简称《缘起》)。同年9月30日，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陈伯达、张如心、吴理屏、高士其、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徐懋庸、王思华、郭化若等18人作为发起人，共同联名将《缘起》发表于《解放》周刊第53期。 《缘起》阐明了新哲学会的成立目的、人员构成、工作原则及目标。其中提到，新哲学会的成立，是想通过“更专门更深化的研究”，继续推进理论工作，从思想上进行全民族的动员，使广大人民在正确的理论引导下认识历史任务和斗争的前途、方法，“完成抗战建国的神圣任务”。为此，不仅要团结研究哲学的人，也需要“一切在实际活动中的人们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家、考古家等”。在工作原则上，新哲学会不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不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也要在哲学或方法论的具体化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不仅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思想，而且在抗战建国的“共同的正确的政治原则”下，集合各种哲学派别共同研讨，这样研究成果不仅会成为“最好的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还成为“中国一切优秀民族传统的发展和继承”。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