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1]434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深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继承其基本判断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政治叙事内涵。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兼具“真老虎”的强权外表和“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并带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帝理论体系。学界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方向：一是文本性研究，学者围绕《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经典著作展开分析，力图揭示文本中“霸权”“帝国主义”等概念的深刻内涵；二是历史性研究，学者以特定时期为时代背景，展现了毛泽东帝国主义批判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进过程；三是方法论研究，学者深入探析毛泽东帝国主义批判思想，并从中汲取经验。此外，关于毛泽东与列宁帝国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集中体现在理论渊源的继承与实践策略的发展两方面。一方面，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毛泽东帝国主义批判思想奠定了基础。列宁是最早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界定中国社会属性的思想家，毛泽东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深化拓展，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详细剖析了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实现了创造性发展。列宁提出的必须对各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客观估量的思想被毛泽东引申为党的基本策略，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同盟、分化敌人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但目前关于毛泽东如何实现对帝国主义批判的叙事转换尚缺乏详细展开，因而系统论述毛泽东帝国主义批判思想的叙事转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拓展研究范围。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帝国主义并未随殖民体系的瓦解而退场，反而“以新的表现形式卷土重来”[2]，以更隐蔽的方式影响着国际秩序的构建。从19世纪的“坚船利炮”到21世纪的“算法控制”，其本质始终未变，即依靠资本、军事、科技与文化的综合力量来维持对非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一历史现实既印证了列宁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逻辑的深刻揭示，也构成了新时代反帝思想生成的现实土壤。当前，帝国主义已由传统殖民形式转向以经济霸权、科技垄断和文化渗透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在全球化表象之下潜藏着更加复杂的殖民逻辑。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重新审视毛泽东帝国主义批判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其理论价值的理解，也能为当代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御帝国主义提供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启示。 一、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到“纸老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批判的隐喻叙事转换 毛泽东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在于内容上的延展，更为重要的是在叙事方式上的独特创造。帝国主义被列宁界定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323，这一科学判断以经济结构的分析和阶级矛盾的揭示为核心，彰显出高度的学理性与逻辑性。毛泽东则以“真老虎”“纸老虎”等通俗而形象的隐喻，将抽象的经济学分析转译为更具象征性的符号，在保留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内核的同时，建构了一种群众化的叙事逻辑，将对帝国主义批判由书斋理论转化为斗争武器，从而在革命话语中实现了理论阐释与群众传播的有机结合，“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前途和必然命运以及斗争方法”[3]。 (一)从经济批判到政治隐喻的转换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从经济视角出发给帝国主义作了一个总概括：“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401这一分析模式极具理论锋芒，科学揭示了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其叙事方式带有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色彩，在非专业群体中往往难以产生直观的理解和情感共鸣。毛泽东在继承列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更为关注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的有效性。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将抽象的经济逻辑转化为生动直观的政治语言，就难以激发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信心。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4]1195的隐喻，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强大表象与虚弱本质之间的矛盾。 这种从经济批判到政治隐喻的转化，不仅意味着话语形式的变化，更标志着理论传播策略的深刻调整。与列宁侧重理论分析不同，毛泽东更强调政治动员的效用，有意将批判理论转化为激励群众斗争意志的政治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纸老虎”隐喻承担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削弱了帝国主义通过暴力与资本制造的恐惧效应，使群众在心理上产生了抗衡的勇气；另一方面通过直观而简明的意象，突出了斗争的必然性与胜利的可能性。而且从更深层次而言，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毛泽东对话语政治的敏锐洞察，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条件下，唯有将复杂的经济批判转化为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叙事形式，理论才可能真正转化为实践力量，从而充分彰显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9的理论逻辑。
